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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耕野:我和俄国人打交道回味记
(博讯2007年2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新校正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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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我和俄國人打交道回味記
    
    顧耕野
    
     此文所記述的,是我個人當年旅居哈爾濱與白俄在公務上接觸時期,及在北平兩次中俄會議充任小職員時期,民國廿六年抗戰後派往西北接收軍火、廿七年春改組為外賓招待處時期,三年後任甘新驛運處處長、並兼中蘇航空公司協理時期,所有與蘇俄人朝夕相處,身親目睹的事事物物,一一錄饗春秋廣大讀者。凡所報爭,據事直陳,初無高論,不過信而有徵,絕非道聼塗説罷了。
    
    
     蘇俄的民族性大致有下列各點:陰毒、懶惰、多疑、粗笨、酗酒、盜竊、髒污、遲鈍、固執、拖延等,以上種種,帝俄時期已然,蘇俄成立後更甚。但是蘇俄民族性的長處也多:如堅韌、沉着、吃苦耐勞、忍人所不能忍、悟性極高、男女體格並健;惟以教育落後,從帝俄到赤俄都未普及,以致人民知識水準低微。茲就管窺所及,分別縷述,亟盼專家教正。
    
    
      懶惰多疑
    
     蘇俄人的懶惰,可以算是世界之冠。有些勞苦人羣,寧挨餓而不做工,男子更甚。有少數既懶且窮的人,一到春天,早期的野生瓜菓成熟,不論杏子、李子、甜瓜等等,他們就把飯鍋賣掉(俄人不煮飯,鍋用以煮菜、燒水),而完全仰賴老天爺。他們的懶法,是躺在菓樹下,腳抵樹身,肚子餓了,用腳一蹬,菓子紛紛墜落,伸手取得,送到口裏,決不起身採擷拾取。吃飽酣睡,就這樣一天混過,且到冬季天冷,再打主意。一般平民如此生活,白俄赤俄並無差別。還有一點可爲證明,蘇俄一般家庭用餐已畢,盤碗刀叉扔在飯桌上誰都不管,任聽杯盤狼藉,且先圍坐談笑,誰感困倦,誰就睡覺去,等到大家慢慢走光了,盤碗仍在,要到再度做飯的時候,才加洗刷。這是一般小戶人家的習慣,有傭人的貴室豪富又當別論。
    
     對日抗戰時期,我在西北招待外賓(即蘇俄運送軍火入華的車隊,當時稱爲「羊毛車」),我最怕他們中途休息。一大隊汽車六七輛,早晨六七點開出去,本定在九、十點鐘中途小停,加油加水,頂多廿分鐘完事;可是他們走到一個寬敞地方,隊長把手一舉,車子一輛跟一輛的停下,照理說司機原當儘快把應做的事做完,再爲休息。他們却不那樣,車停後,一屁股坐下,向後一仰,躺了下去,有的沉沉入睡,有的彼此閒談;我方抗戰需要軍械,急如星火,他們是牛步安閒,遲遲其行,歇夠了,再抽幾口用報紙片卷成又粗又辣的捲煙,然後上車開走,已是日將中天。而我們招待所預備的午飯,就必須等到三四點鐘,車隊到達,才能開出,這時却又是午飯已過、晚餐未辦的時候了。
    
     愚而多疑的蘇俄人,對任何人都當作間諜看待,嚴加監視調查;假如手中拿有雞蛋,他必疑爲炸彈,或者認爲蛋已下毒。在蘇俄,要人聚會用酒時,必須把酒拿到飯桌上,當衆開瓶;先行開好的絕不取飲。在史太林時代,就憑這些莫須有的疑猜,造成許多次大獄,因而被處死或監禁的人犯,成千成萬,舉世震驚的蘇聯三次大審,均屬毫無事實,完全是疑心作祟。
    
     再講個小小笑話:某次蘇俄軍火從新疆運到我國甘肅省會的蘭州,照例休息三天,以便整理修補。我們招待處通知車隊,如有警報,可把車輛疏散到城外某處掩蔽;同時也告訴他們警報聲音的長短與懸掛紅球爲記等……。某日我在街上聞行,忽然看見「羊毛車」羣向黃河北岸倉皇開去,我截着一問,他們說是逃警報,我叫他們停下,查明再開,結果,不過是挑擔子賣雜貨的小販,搖出「播浪鼓」的聲音,他們疑心生暗鬼,當作警報,由隊長下令,傾巢出走。類此因疑懼而造成的輕舉妄動,時有所聞。
    
    
      嗜酒如命
    
     蘇俄人嗜酒如命,是因爲他處寒帶,冬季總在零下三、四十度左右。富戶的防寒設備,全世界不能比他們再好,房屋建築,第一重要是防寒設備。一般勞動階級必須戶外工作,雖有厚重皮棉,亦難擋刺骨寒風,惟一恩物,就是「伏特加」白酒,一杯下肚,確能生熱提神。
    
     他們嗜酒,却不必上酒館、配菜肴,僅僅掏出一塊或五毛錢,向酒鋪櫃枱上一放,店伙計就會倒給一杯烈酒,他仰口吞下,抹嘴出門,雙方始終不交一語。至於聚會時間,如盛宴、如雞尾酒會、如舞會,或過年過節,那就有許多精彩的表演了:始而彼此互敬,繼而相讓相勸,終而大家搶了起來,誰能奪得一瓶半瓶,就將六親不認,瓶嘴入口,膠合爲一,像自來水般灌進肚皮,一瓶兩瓶是尋常事!看過「戰爭與和平」影片的朋友,就可瞭解俄國人人性過半;那大沙小姐的表哥參加酒會,站在高樓窗台上,背朝室外,仰脖灌酒的狂態,直叫觀者膽戰心驚。一般平民喝完烈酒,一筋斗栽倒地下,長眠不起者多的很。年節裏俄人醉酒死亡之多,總可與美國耶誕節日車禍之多媲美。
    
     俄國人喜歡野餐,經常是男女一羣,攜帶酒肴,遠足郊外。郊遊該是娛樂身心的健康運動,俄人却多乘興而出、敗興而歸。尤其春季第一佳節,他們叫做「巴斯哈」,正是春暖花開,少長咸集,樹下車上,大家來個放浪形骸,不醉無歸。酒戰之後,歡盡悲來,有的爛醉如泥,有的半醒半睡,彼此扶持,勉強上路;中途倒地不起,或橫臥路上,呼呼入睡,整夜不醒,致被車馬行人踐踏而死的,也是常事。
    
     東北的吉林與黑龍江兩省與俄境接壤,在若干年前,華人吸鴉片,俄人嗜酒。中國禁煙不禁酒,俄人嗜酒不嗜煙。華人越界在俄境種煙,與俄人求酒如不及,需求兩應,正合經濟原則;可是都不能公開交易,只有相互走私。雖是國界分明,獨惜距離太近,相識友善,通氣推誠;一水不能隔絕芳鄰,舉步即已邁過。城市有政治上人爲的界線,鄉村却人情洋溢。所謂「卡倫」哨衛,只駐兵三三五五;「鄂博」界碑,僅國際標誌,私人可以不見不聞。煙酒互換,彼此無吝無隱。水路有黑河、松花江、同江、烏蘇里江,都是一葦可航,隨處爲岸。俄人不種菜蔬,賴我方供給,春季冰化河開,我農民大簍蔬菜內,潛置高梁酒,滿載過江;俄人早把鴉片備妥,欣然交割,交易愉快。
    
     抗戰期間,「羊毛車」隊每一車都備有二隻備換的卡車輪胎,當時在中國售價高到現洋二百元一隻,中國司機要向他們買一隻,他們絕不肯賣,可是司機若拿出一瓶白酒,便立刻可以成交過戶。
    
    
      粗心笨拙
    
     蘇俄人之粗心笨拙,也造成許多謬誤與笑柄。民國廿七年春,俄方送到飛機一批,都是拆散後用「羊毛車」運來(爲節省汽油及保全機件性能),到了新疆哈密,再將機翼及落地輪裝上,機關槍上的子彈,則散裝於大木箱內。到了哈密,因我機塲設備不良,就在附近幾棵大樹蔭下,鋪好蘆席,把大箱子彈倒出,用人工一顆一顆的套上彈篋,成爲一條帶子形狀。因爲保密,不准向民間雇工人,我也曾跟着車隊人員一起工作,工作簡單,誰都優爲。照常理講,軍火極關重要,應該包裹妥善,每箱子彈總有一定數量才是。誰知打開箱面,除蓋了一層牛皮紙外,子彈竟像垃圾一樣,亂七八糟,上下塞滿;向蘆席上一倒,發現裏邊竟有兩個牛肉罐頭,使我愕然不解,就算裝箱時忙中有錯,也不該逾乎情理至此,說他們惡作劇罷,這又有什麽意義?
    
     又一次廸化招待處的職員王君患牙病,至感痛楚,到省立醫院診治。那時廸化只此一家醫院,醫生都是俄人,經檢查結果,認爲右上第一大牙動搖,非拔不可;經過一番勸說,王君才接受手術。這位蘇俄大醫師鄭重的消了毒,打了麻醉針,王君躺在床上,醫生拿起鍍鎳夾子,伸到嘴裏,夾緊病牙,用力一拔,王君一聲哀呼,取出血淋淋的不是第一顆病牙,而是第二個好牙。王君大憤,翻身含着壞牙跑了。
    
     再如蘇俄醫院的婦產科裏,常把初生嬰兒換錯,在俄人不足爲奇,在我們就認爲關係重大了。據我所知,當時蘇俄國內醫院很少,大城市中也不過三兩家,所以經常客滿,婦產科更是應接不暇。進入婦產科的手續,是產婦到醫院掛號後,馬上檢查,認爲即將臨盆,立刻送入待產室,嬰兒出世,馬上送到另一房間,內設長案,寫有一二三四……號碼,嬰兒擱在案上某號,轉手就給母親以同號牌子,像我們在戲院裏衣帽間寄存東西一樣,大約過了一點鐘,再憑牌子認領。可是往往會弄錯,男嬰竟變成女嬰,黑髮變成黃發,不時引起爭執。
    
     我更有一件身經的荒謬事件,就是蘇俄軍的一個第八團,駐進哈密,是民國廿七年初的事,在我們南京失陷之後不久,駐紮地點在哈密城東約三十華里,扼着甘新公路要口。當時一切極端秘密,新疆當局正在高度親蘇,爲了避免人們發現,特地把甘新公路中已築成的哈密東門出至星星峽的一段公路封鎖,改由哈密城南門繞個五十裏大圈子,再轉東到星星峽,這是蘇俄當時對我中央政府極秘密的國際間陰謀計劃,所以一切設施,神鬼不覺;若或有意無意觸及禁地,必遭槍斃不貸。俄軍紅八團組織極爲龐大,是個漫無限制包羅萬象的東西,約等於國軍一個集團軍組織,完全機械化,配有飛機、坦克車、大炮、騎兵、步兵、汽車隊,自哈密城東至廟溝五十華里,周圍全爲紅八團天下,其中飛機塲、電台、軍火庫、汽油庫、防空壕、地下交通網,再加數百間現代化營房,眞是洋洋大觀。當時廸化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其事,直到民國三十二年秋,德軍北進,莫斯科危急,紅八團始部份撤回作戰,禁區開放,大家才發現這片碩大無朋的禁地。這塊禁地當初規定特嚴,不要說攬勝探幽,進去觀光,連口頭說說都會召殺身之禍的。但儘管如此森嚴,因爲蘇俄人的心粗氣浮,不免時常自己暴露自己的秘密。
    
     民國廿九年,西北公路局某次的「羊毛車」從甘肅滿載出口物資,到哈密交貨;受命回程載運汽油回蘭州。公路局油庫在哈密城南十餘里,由蘇俄運輸代表處保管,因我車隊急於回程,特用電話通知代表處,派專人來領隊入庫裝油。旋有一軍服輝煌的俄人前來領路,於是我方站員率車八輛及十幾名工人隨行。兩個鐘點後,却空車回來,報告我說:「領路俄軍官把我們帶油庫前,向兩邊有鐵絲網圍着的樹林裏,一聲大喊,衛兵就把鐵門拉開,我們長驅直入,走了約半里路,看見土屋幢幢,長無盡頭,中間一道木制大門,很寬,能容兩車並行;再入,是很平整的廣塲,停着許多車輛,我們從中直走,走下坡路,足有兩丈寬,都是用厚木板鋪平的。再進,分爲幾條通道,接往地下室,每室堆滿汽油,我方工人把油桶推出,外邊司機及助手就趕緊裝車,裝滿四車,忽然又來一個軍官,態度兇橫,問我們何來,誰人領入?我方人員當然照實回答,他立即將領車的俄軍官叫到身邊,暴跳如雷,大駡:『你這個混蛋,怎可領外人深入,眞該槍斃!』領車的軍官往外跑,駡人的軍官叫把汽油卸下,車輛開出,所以大家空手回站。」這地方毫無疑問是紅八團的禁地。像這樣軍事秘密的地方,粗心的蘇俄軍人,竟會把大批外人領了進去,眞是大笑話!
    
    「羊毛車」隊的俄司機多是無知的粗人,毫無常識,因爲蘇聯不重視輕工業,沒有鐘錶,司機們一到中國,個個買表(我政府給他們的津貼很多),他們不會上鏈,表店的人教過他們,他們却像孩子一樣,用那雙大手像發動汽車渦輪般不斷的轉動,到把表內細緻機件擰壞,聽聽無聲,搖搖不走,再放在地面,用老皮靴踩踩,還是不走,就看都不看跑開了。類此事件多得很。
    
    
      遍地盜窃
    
     再說說當年的蘇俄民間情形,在蘇俄的城市裏,行竊的新聞若是有聞必錄,將佔盡當地報紙整個版面,猶恐登載不全,所以報館乾脆不登。茲將我當年赴俄臨時旅行所遭遇到的,敍述幾項:民國廿三年,我奉外交部令到新疆公幹,因爲九一八後東北淪陷,若經東北入俄,必受日人的囉嗦,才決定從海参崴,搭西伯利亞鐵路轉新疆。西伯利亞頭等車是單人房間,尚屬平安;可是我領館人員仍然一再諄囑,我們也就不敢離開車廂,幸而無事。及改乘土西鐵路,那是一條才完成的路,且是爲軍事目的而建築的,一切極爲簡陋,只有三等車,車上都是長條木櫈,全然不加間隔,我們一行四人好容易擠上了車,搶到長櫈安坐。車廂擠滿了人,沒座位的就筆直站着,多是軍人,其餘的分辨不出是幹那一行的,一律穿着破舊衣服,更看不出誰是小偷。火車開行一會,好戲隨即上塲:一會這人大呼帽子不見,一會那邊又喊箱子丟了。我們四人馬上提高警覺,行李放在座位上,大家圍坐在地下,眼睜睜望着行李。夜裏輪流睡覺,到了下半夜,有個睡在上鋪的人,腳伸向外,鞋子立刻被人脫去一隻,急得直嚷。一夜之間,我們車廂裏就有三起盜竊,一列車十幾節,還能統計得了嗎?
    
     三年之後,我國抗戰期間,我赴新疆接收蘇俄軍火,兼辦蘇俄運送軍火車隊的招待事宜。新疆星星峽至甘肅的安西,延伸到陝西的西安這條路上,我國共設廿四個招待站,設備大致也還不錯,在招待所裏,或一人一床,或是通長的木坑,每一位都是白細布棉被棉褥,更有三條輪換的被單。吃的更夠標準:在西北牛羊肉是取用不盡的,雞鴨蔬菜源源不竭,上海人所稱「羅宋湯」的原料,即是牛羊肉加洋芋、包心菜,正是西北特產,因此把老毛子司機喂得腦滿腸肥,有了活力,便在各招待所施展手腳,先偷食堂刀叉,繼而殃及被單被褥,我們明知其故,礙於賓主友誼,怎能公開道破?日久數大,無力補充,才向俄總代表交涉,得到許可,如確知某人行竊,負責憑物證罰辦。數日後,車隊開過蘭州,我方招待人員早已注意,翌晨開車前,請總代表派人共同查驗,竟在他們身上搜出被單十六條,四條綁在腰圍,外面加上又粗又厚的大衣,驟眼絕對看不出來。再向腿上老靴統一掏,掏出刀叉滿地,結果髒物截留,車隊開走了事。以後歪風並未改變,依然照偷不誤。
    
    
      骯髒遲緩
    
     蘇俄富貴人家當然講究清潔衛生,窮人就顧不了許多。勞工階級沒財力與時間化裝修飾,可是至少吃飯與大小便的地方總該分離的,但蘇俄大部份人家,冬天怕冷,竟不出門,室內即可大便。村鎮中也很少公共廁所,偶有一二所,又是滿地金汁金條,無從落腳。尤其可怪的是大便後多不用草紙,恬然不以爲意,蘇俄東部鄉下,以手代紙是最通行的,所以廁所牆上,手印斑斑,旅舘廁所牆上,更是皇皇大印。
    
     猶憶抗戰後期,我任中蘇航空公司董事,曾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到俄境阿拉木圖參加第三次公司董事會,俄方派中蘇航空公司董事兼總經理郭魯諾夫等出席,都住阿拉木圖省政府招待處。那是一所高等建築物,暖氣水管、抽水馬桶俱全,可說是完全「現代化」;惟因戰時關係,沒有煤燒,暖氣停止,自來水管凍結。時當冬令零下三十八度,我整天穿着皮大衣開會,吃的是自己從廸化帶去的麵包、牛肉罐頭等。最困難的是早晨洗臉水問題,我們習慣洗用熱水,這裏連涼水也沒有,招待處在城外廿里的鄉下,全靠三個下女到附近山上拿些白雪,放在鍋內融化成水,給我們洗臉刷牙。我每天起身最早,向下女要得一大碗水,連洗帶刷,再回到屋城穿大衣取暖;三個俄人起來,相到盥洗間洗臉,怎麽弄來的水可不知道。最後和我同去的吳幫辦起身,披着大衣上廁所。俄式擦臉毛布,總是一條很長很長的掛在牆上一個木軸上,誰要使用,往下一拉,就換出段新毛巾供你擦手,很是方便。吳洗好了臉把毛巾往下拉,想要擦乾,忽聞股異味,吳氏因患近視,把毛巾拉近看看,不料拉得太近,抹了一鼻子的臭屎,氣得他大發脾氣,高聲叫駡。我以爲他同誰打架,出去一看,他手執毛巾對我說:「你看,這些王八羔子,拉屎甩手擦,又用毛巾擦手臉,這眞不是人!」
    
     蘇俄人生性遲緩,與之共事,須有極大耐性,他們的時間不值錢,叫他守時,比登天還難;坐下開會,廢話又多,一講就是一兩小時,還沒盡興,完全是賣膏藥一般,自吹自擂,看看聯合國蘇聯代表長篇大論的那一套,載在報紙上,令人十分噁心,這一點我是身受其害的。我在西北辦理蘇聯車隊招待達三年,及辦理甘新驛運兼任中蘇航空公司職務期中,都須與之坐下來談的,一經開始,就等於坐在嚼後吐出的膠皮糖上一樣,永遠扯不盡、拉不斷,去飽聽他們「黨八股」的宣傳。
    
     時間在俄國是不值錢的,尤其在交通方面,有鮮明的表現。歐美文明國家都把時間把握得很准,在蘇俄全不重視這檔事。二次大戰期間,國際間有這樣一個對蘇俄的諷刺:有一個旅客經過德俄二國,在德國車站問站員:「火車甚麽時候可到?」站員答:「八點五十五分三秒。」客人很奇怪的再問:「怎麽火車行駛還以秒論?」站員說:「戰爭時期,分秒在所必爭!」果然,火車準時到達了。幾天之後,他進入俄境,問:「火車何時到站?」站員答覆:「誰知道呢,今天,也許明天!」客問:「行車沒有固定的時間嗎?」站員說:「作戰時期,怎會有一定的時間呢!」以上雖然是出於戲謔,可是描寫盡了這兩國人民的習性。
     我自離開學校,就到哈爾濱工作,頻年都與白俄共事,以後抗戰,又到西北辦理赤俄軍火運輸事宜,白俄赤俄,他們均無時間觀念。請看西伯利亞鐵路國際列車,豈不是有名的誤點專車嗎!向蘇聯鐵路人員問行車時間,他們總說:「一會見就到。」他們所說的「一會兒」,伸縮性很大,也許是一二小時,也許是一天兩天,你爲接客送客,就非在火車站坐等不可。最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火車也會提前一兩小時到達,因爲司機喝醉了酒,到前站忘了停車,火車竟一直沖到下一站來,着實危險之極!
    
    
      專橫固執
    
     俄人專橫固執成性,無論何人何事,必須大權在握,否則絕不會和平相處。例如滿清時代東清鐵路(後稱中東路)合同內,明白規定用人兩國各半,公文書中俄文並用,經兩國首長(正副局長)共同簽字,方爲有效。結果路局成立後,用的人清一色是老毛子,文告全用俄文,局內沒有一個中國人,更用不着會簽;護路軍三萬,路警三萬,全是他們的人。中國預繳股本五百萬兩,未徵同意,擅自存入道勝銀行,算是中國的「存款」,東清鐵路完全成了俄國獨佔資本。有人說是滿清政府腐敗,自己放棄權利,然而俄國革命後,亦曾鄭重宣言:「放棄所有在中國的非法權益,包括東清鐵路在內。」迨我方交涉交還時,其條件之苛,尤勝於帝俄時代。民國十二年,中俄會議了二年,雖成立協定,仍堅持保有若干非法權利,致與東北當局時起糾紛,終於引起民國十八年的雙方軍事衝突。至於抗戰期間,爲了解除他本身所受日本的威脅,才以武器援助中國,係因事實需要,而非國際間的友好援助。以後,並成立中蘇航空公司,其合同種種,亦如中東路約,即公司職員中俄各半,文告中俄並用,並經中俄正副經理共同簽字等等。
    
     迨公司成立,在廸化開始營業,又是蘇俄一手包辦,我交通部派了六個職員,俄方只接受董事兼協理劉某一人,其餘一概擋駕。劉幹了三年協理,沒簽過一次文件,沒到過一次飛機塲,冬季無煤生火,叫劉自己上街買用,麵包也歸自辦。劉幹了三年工友的工作,覺得全不是味,向交通部辭職。當時我正在新疆籌備甘新驛運工作,民國三十二年秋,交通部電我兼任劉氏所遺職務,我當時毫不考慮,立即電覆:「蘇俄把持公司已久,若不與爭,良心不安;爭則孤掌難鳴,請另派賢能。」交通部以爲我是客套,委令照寄,同事又勸我:「幹公司的事小,能爭回一點權利事大,不妨試試。」於是我往訪俄總經理,他像對馬路上一般行人一樣,叫秘書把我領進猪圈般的小辦公室,有一張缺腿桌子,一把破椅,此外別無長物。冬寒如冰,我室內整天沒有一個人來往,幸離我驛運處很近,有事尚可呼應靈活而已!過了一個禮拜,我問俄總經理何以沒有公文簽辦?他說:「劉協理未簽過字,你爲甚麽要簽?」我說:「劉不簽字,是劉違法,我必須按照合同辦事。」一塲爭論,當然沒有結果,但我每天必去,免得他又說我自己曠廢。
    
     不久,交通部電令我參加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五日在阿拉木圖舉行的公司董事會議。我喜不自勝,預先擬好幾個提案:如人事調整、經濟公開、業務改進、公文程式等,先呈部核可,屆期部派三人,蘇俄民航局派三人,如期開會。俄方議案我們無異議列入議程,我們議案,却被一口拒絕,說董事會無權討論中國提案。爭執了三天,毫無結果,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最後通過了一兩件小案,說明交由總副經理回新疆後商酌進行。回到廸化,我以爲總已不成問題,第一件是公司存款,改存新疆省銀行,不再交由蘇聯駐廸化領事舘保管;第二是行文必須經總協理會簽,方爲有效;第三是機身要標明「中蘇航空公司」華文字樣。餘外幾件小事,都是經董事會正式通過簽字,並注明回廸化立即施行,不得再有異議的。回廸三天,仍無公文會簽。我去質問,他又說:「以往未會簽,現在何須會簽?」我說:「章程有規定,董事會有決議,會議紀錄現在不是擺在你的桌上嗎?」他語塞,但仍借辭推展。我當然不想立時翻臉,但不斷加以敦促,一次兩次,一天兩天,一月兩月,牛步的催促下去,照以往經驗,明知一切枉然,我總拿定主義,每天一次或兩次,到他辦公室窮泡,使他身心不寧。一拖一泡就過了三四個月,毫無進展,我們二人的容忍都到了最後爆發的程度。六月底某日,我們相見,他表現得很不高興,我勉強笑着說:「今天很暖。」他說:「錯,天氣熱了。」我說「以前決議機身漆中文名字,你說天凍漆不上,現在可不凍了呀!」他的豬肝臉立即發紅說:「何必急急呢!」我問他:「還要等幾年?公司合同只訂十年,現今已過了五年,你怎麽說?所有議及的問題今天都得決定,存款、人事、會簽、漆名、營業等要立時實行,不能再拖。」他說是守蘇俄法令。我說:「這是廸化,這是中國,你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你要違法,中國就可逮捕你。」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把桌上茶杯拿起重重一放,滿桌是水,我拿起我的茶杯用力往地上一摔,玻璃粉碎,水花四濺。我立刻站起來,右手伸進褲袋,他明白我是摸的甚麽,不再說話;我厲聲逼他答覆,秘書科長們紛紛跑來,把他推出去,把我送回來。我想既已翻臉,就必須有進一步的行動,於是拿起電話,通知新省外交特派員吳醴泉先生(他是公司董事長),報告經過,再電告省府轉知各屬機關,凡本公司公文沒有我的簽字,請都退回(因爲戰時關係,公司買東西也須我簽字爲憑)。
    
    這一手很靈,發生了作用,過了一個星期,秘書到我辦公室來,很禮貌的說:「協理先生,這些日子,出去的公文都退回了。」我故意地問:「甚麽公文?我沒見過。」他說:「我們三天都買不到麵包和煤了。」我說:「現錢現買,那能買不到。」他說:「仍須有公文證明。」我說:「哦,這是戰時管制的關係呀!」他不得要領,走了。又過三四天,看門人老周(是公司裏唯一中國人)告訴我:「俄總經理要走了。」我說:「他常回國作報告的。」周說:「這回把所有東西都打了包,連小孩的車子都已捆好,是不再回來的樣子。」果然,這老毛子不辭而別,眞的走了。幾個月後,交通部接到蘇俄民航局的抗議,說是我把總經理趕走的。我也就此辭去協理職務。以「車」換「炮」,棋局總還不壞。
    
    
      我的結語
    
     我雖不是政論家,也不是俄國通,可是我認識俄國人比較透澈:因爲(一)我們東北與蘇俄是幾百年的老鄰居,土地毗連,雞犬相聞,中東鐵路又貫通整個東三省,沿路民家等於雜居,給了我多認識的機會;(二)我自民國十年至十四年,在哈爾濱俄校讀書,曾在我方特別區長官公署擔任對俄交往事宜,可說是「老相好」;(三)抗戰期間,我在西北辦理外賓招待處三年,來往被接待的老毛子,至少在三十萬人以上,各階層全有,本於職責,常生齟齬,是他們的「老飯東」,也是「老冤家」。再加上民國三十二、三年中,中蘇航空公司總經理郭魯諾夫,是個典型的紅色軍閥,只知有己,決不寧人,所以那兩年我們等於天天開辯論會。他用蘇俄老法寶,天天牛步的「拖」,我是迫不得已,急也白費,只有針對病候,持續不斷的「泡」,明知於事無補,不過相互加給對方以痛苦與壓力,企使就範而已;(四)我是學俄文的,有種種條件與機會愈認識愈深刻,不像抗戰以前,某些名人坐上飛機,在蘇俄領空上繞過一圈;或坐西伯利亞火車,長驅直達,住上等旅館,吃俄國大菜,喝伏特加酒,回來就大寫觀光蘇俄的文章,把蘇俄捧上三十三天,引得一些盲目的青年學子,以耳代目,甘爲「情」死,導致如今的局面,思想起來,豈不痛哉!
    
    ◆ ◆ ◆ 全文完 ◆ ◆ ◆
    
     以上《我和俄國人打交道回味記》,是以1973年《春秋》雜誌總第375期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正體中文原文校正版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http://boxun.com/hero/xsj.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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