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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一大批未成年人被毛泽东屠杀残害-记成都二师“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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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12日 来稿)
    
    

题记:这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的真实事件,近百名不足十八岁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册,杀的杀,关的关,其中大部份人送峨边沙坪劳教,后饿死于大小凉山。中共为了掩盖这场罪恶,早将成都第二师范学校更名为“成都盐道街中学”。此一惨绝人环的事情,成都人已不所知,国内外人士更无所知……

铁流
    
    忘不了的一椿往事
    
    无声的眼泪,有声的控诉。这笔血债到底由谁负责?被害者都是学生娃娃。
    愤怒,愤怒,谁不愤怒?我不得不将它写出来公诸于世,以平心潮。
    五十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农学院从成都迁雅安而引发的师生不满,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提意见写大字报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状,旋即为当权者定性为“重大反革命闹事案”。为此,有85人划为极右分子(其中学生五十六人,教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人、干部五人);划为“中右分子”的128人(其中学生127人,教师1人);被定为反动组织首要、主犯的28人,参加的257人。这493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另一件就是发生在57年6月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也惊动北京高层,省市报刊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最后也是近百名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成了牺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均一风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这两个事件中所卷进去的人前者十八九岁,后者十六七岁,我的朋友吴红只有十五岁!难道我们能遗忘吗?
    不忘历史,记住灾难。今年初我写了《发生在五七年四川一椿“反革命闹事”的真相》发在网上,而同年成都二师数百名学生冲上街头,群情激愤地呼着口号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一直萦扰心中。我是成都人,事发时我是《成都日报》记者,当时因各种原因未敢去贸然采访, 1980年回归后想写此事,可“二师”早已更名为成都盐道街中学了,物是人非难以觅踪,记得1982年身为盐道街中学斑主任的老朋友何志芳(女),请我去为学生作了一场文学报告会,问及此事竟无一人知道。去年偶与老朋友吴红(他曾是《成都日报》副刊部编辑,后因故离职)谈到此事,他说我当年就是二师学生,清楚得很。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古老学府人才济济
    
    成都二师是座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重要省会兴办的高等师范学堂,它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四九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招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订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曾担过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受教或讲学,故名满蜀中,享誉全国。
    师范生是命定由国家分配,毕业后要去作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教师在五十年代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未来。所以学生们都满怀豪情壮志,“激水三千,粪土诸候”。他们喜欢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乐于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文友徐航(本名徐荣忠,大约小我两岁)是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过作家石天河等人讨论文艺的书信。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见地的文学青年,直率、坦诚、热情、敢说敢为,在“二师事件”中,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文字锵铿有力,如行云流水,颇有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照檄”之风,对学潮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成了后来重点打击的对像。记得,1957年6月11日,他在给石天河的信中写道:“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内部矛盾尖锐,变化剧烈。但是,有些真正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了。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的旗子,企图连马克思主义也一并反掉,您看糊涂不糊涂?另外,真正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又在预备反扑转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今天四川日报上的所谓“工人和农民”的“意见”——这是他们布置下去的)。我以为,宁肯让大家闹凶点,勿让教条和宗派反扑,方能解决根本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存在着,但这是教条和宗派统治的产物,是那些老爷的“治绩”。因为他们把忠诚拥护党,赤心报国的有才华的人排斥了大半;因为他们混淆了黑白,把正确的说成了不正确;因为他们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只喜欢别人当应声虫;除开智者敢怒不敢言外,他们争取到的多是不学无术,顽固独裁的家伙,自然是正义难伸,真理不明了。唉,目前问题错综复杂,真令人烦恼,在成都,各大学、中学内标语和传单到处乱贴乱飞,闹得一塌糊涂。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才好!如今形势逐变,“糊话”到处可闻,并不希罕。在川大,有些大字标语就写着:“请求重审胡风事件”、“欢迎周扬下台”、“请党中央把胡风问题摊开来”。有的传单上还说:“若不揭露胡风消息,我们就到政府集体请愿!”此外,在报刊上,已有人对周扬“理论”提出驳议。不过由于问题复杂,大多还在看中央眼色,报纸封锁了有关消息,一时尚难解决。最近两年内要大闹,倒是可以肯定。我采取这种态度:暂时不闻不问,装做不懂。在文艺战线上我坚决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抨击教条和宗派,一方面也要防这些彻底反动的东西抬头。我校在中等学校中闹得特别厉害。我站在公正的立场在广播上发表了一篇意见,立即招来无耻的辱骂,说什么“徐某人是官方狗腿”、“共产党的应声虫”,真是可笑至极!好在信服我的同学占全校绝大多数,他们一向把我看成“权威”;经过解释,他们也能够心平气和。这些半夜起来贴传单的,偷偷摸摸,慌张得竟连传单也贴颠倒了。为了表示领导上心迹坦荡,我已建议抬大黑板出来,让大家大鸣大放好贴意见书。这中间,公然叫嚣共产党滚出教育机关(如请徐启芳校长回教育局)的有,骂共产党无办法领导教育的也有,怪论形形色色,莫衷一是。这样骂下去,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我已组织正面反驳文章,把这股歪风打倒。问题究竟怎样解决,却要看教育局的决定了。”
    从这封信中既看得他的敏锐,也看得他的正直与天真,应该说他是拥护共产党的,当局把他却把他视为闹事的首要分子,自然后果就十分悲惨了。
    
    事件的由来与真相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那时候校园“五四”气氛还很浓,结社结团,办刊办报,当局还不禁止。“天下兴亡,匹天有责”,是许多青年学生的报国理想。为此他们喜欢读报了解天下,也常常讨论一些国家大事社会问题。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1957年4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上海《文汇报》,上面报道了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作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像锅开了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当然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对师范生的全年伙食费只供9个月,寒暑假伙食自行解决,这个改变建校以来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文思敏捷的徐航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餐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名身分的“市民”堵住了(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划为右派的叶石先生承认:“我们通过公安机关,在居民积极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在大声喝斥学生:“不许学生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要和学生辩论,很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其中骂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党员教师李慎吾。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谤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双方各不相让,参加辩论的人越聚越多。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奔向大门方向,“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是件不得了的“反革命爆乱”,很快上报中共省市委和中央……
    寻找打击的“突被口”
    学生们并不知道惹下了包天大祸,每天仍用心读书学习。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入睡的铃声像往常一样响起时,随着各室长“到齐”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一个学生,发现有几辆小车鱼贯而入地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室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火一直亮着,天明了小车也鱼贯而出。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操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吃早饭后,都到食堂教导处,听取本届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
    二师五七级七个班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大约有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随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随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斑各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每天都在开会(叶石当时向省委报告称:“为了摸清敌情,同时了解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分布情况,并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同学们不在意,加上这位徐副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它分子,以待上报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工作组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同学平日有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对党和人民有无阶级感情?特别在不久前闹事中那些走上街头和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特别是那些冲击过专政机关(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班团支部按人头整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材料一份份在整理,监控一个个在落实,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乱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有点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预示着将有重大凶兆发生。可是学生并不知道,在酣睡里做着《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的美梦。
    
    镇压悄悄来临“二师”
    
    吴红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他刚好十五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XX,篮球打的好而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的好,还是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XX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XX,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于是琴房里就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事隔40年后的1987年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她的纪实文学《鸿》(又叫“三个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谈及。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应打击的知识分子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十年代成都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完成这个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六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它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任务数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受到表扬和嘉奖,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当中共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准备好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们(就是那些想争取留在城市做教师的人),开始揭发,立即凶恶地大声喊:
    “XXX,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已“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关系没有了,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对方嘶咬得鲜血淋淋,五赃破裂。
    “XXX。站起来,听革命同志们的揭发批判。”
    于是,指定的学习组长命令被批斗者进入圆圈中心站好,而后由预先准备好的揭发者揭发,他们一边揭发还一边熬有介事地大声问:“是不是这样?是不这样?”当被揭发者稍不同意,他们就口沫溅地跳出来,指着对方鼻子说: “不许你狡辩!不许抵赖!”或高喊口号: “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般一个上午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天天都在揪,一连揪了一二十天,而且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仗,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保卫人民的红色江山。积极分子们根据内定右派的名单,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墙壁上,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被命令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泥坑里去了。谁敢反抗?谁又敢反抗?一当成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勾着头,说话声音小得像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
    “阶级敌人”的都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那里面没有床,地上铺着很多稻草,他们就睡在上面,管你冷和热。此外,来去排队有人押着。每天天一亮就被赶出大屋,嘴里含着馒头,扛起锄头等工具,由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学习班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恐惧,忧悚,不安,悬心,像森森的寒流袭击着每个不喑世事的孩子。他们再没有歌声,再没有欢笑,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点。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份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份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从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份子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十年后成为“名画家”,还出任过某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接着,挂着大纸牌的“大同党”首要与主犯,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极积,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十多个人,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
    徐付校长以洪亮威严的声音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是……由于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在“大同党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绑的学生娃娃,一个一个丢上卡车,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车子发动,喇叭轰鸣,徐徐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大会后,57级的学生仍然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师逮捕“大同党首恶份子的消息”,同时配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刑必须清算……”云云。
    就这样从7月到8月,二师各级“反右斗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和表态支持小学老师常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但凡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要自我检查或向党交心,再根据他们的检查交心,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到8月中旬,学习组召开大会,听夏部长做总结报告,报告说东城区教育系统的“反右斗争”,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已经超额地完全了任务,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57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辗作尘
    
    1958年4月,“51”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悻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我的朋友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 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20多人。这些与他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被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的9人,加上他刚好是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篮球队的郭XX,市乒乓球对的简XX,驼背钢琴师刘XX,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还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陈姐姐,也都被划进去了。全校约一千多名学生划了一百多名右派,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全是黄毛未蜕,乳气未干的娃娃,知道什么是右派、左派啊?可均是“反动分子”,共和国凶恶的敌人了。共和国,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当成敌人?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师生,被集中到一处由士兵持枪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劳动。不准回学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里亲人也不敢打听寻找,否则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还会因此被单位追究而划成右派。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的指示精神: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做反面教员。1957年划为右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均是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单位做“反面教员”,但这些十几岁男女娃娃的小右派无单位收留,怎么办?于是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于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组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凉山上,做了一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疯狂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在劫难逃,大部分饿死,小部分残存。十年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体制松懈,这些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小右派们,潜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十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他们一个身残体弱,两鬓斑白,赃稀稀地像群乞丐,而他们中大多数人早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
    “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友人黄强右派分子,悼死在沙坪劳改农场的《祭友》诗)
    在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材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来留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争争斗斗,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
    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他们在颐养天年的现在,忘没有忘却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香港(开放)2007年第十二期已刊发删节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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