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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访苏始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终生耿耿于怀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7日 转载)
    
    来源:凤凰历史
     毛泽东在莫斯科强烈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何明 罗锋 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 毛泽东出访苏联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可是,对于这次出访莫斯科,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他对别人说,从感情上讲,我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当他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毛泽东说,有一次他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然而,1950年元旦那天,情况出现转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访苏始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终生耿耿于怀
    
    毛泽东与斯大林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毛泽东访苏始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终生耿耿于怀


    
    毛泽东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8226;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 ”。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 ”,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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