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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世界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及/刘和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0日 转载)
    
    一、引 言
     (博讯 boxun.com)

    
    
    在1950—1960 年代,除了拉丁美洲和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外,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第二波黄金时代的发达经济体中,大范围地出现了平均主义式的收入分配。在过去20年里,随着新经济学范式(通常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巩固和传播,这种走向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的趋势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这种范式强调严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放松对产品和市场的管制、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近10年来,这种政策范式又进一步拓展,涵盖了诸如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短期证券流动的自由化等政策,这些政策通过降低国际通讯和运输成本,从而有助于加速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些带有明显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决策印记的新政策措施,被认为可以减少寻租活动、促进竞争、为那些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提供出口和增长机会、促使富国与穷国的生活水平趋同,以及减少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此外,它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总体上是中性的,长期的收入分配趋于稳定,在不平等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因此,通过增长政策而非分配政策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贫困。
    
      与此不同,本文回顾了“二战”之后,尤其是过去20年(即国内自由化和全球化时期)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随后的个案研究和对近20年来(占世界人口80%和占世界按购买力折算后的 GDP达91%的)73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近20年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大约有2/3的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在这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不平等程度仍在扩大的国家,增长和减贫速度明显放慢。虽然各国国内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不完全相同,但是却与“二战”结束后的不平等趋势的记录完全不同。本文还发现,在拉丁美洲,除了教育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之外,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传统因素,比如土地集中和城市偏向(urban bias),皆不可能解释收入集中的新趋势。收入集中更有可能与技能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及放松监管和外部自由化的政策有关。本文认为,近期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与国际社会的减贫目标格格不入,因为在某些条件下,更大的不平等降低了增长的扶贫弹性。因此,为了实现增长和减贫的双重目标,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收入不平等的传统根源,而且要引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避免新的正统经济学范式所引起的分配扭曲。
    
    
    
    二、“二战”之后国内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一些分析认为,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比国内收入不平等更能说明全球不平等问题。但是,从政策方面来看,关注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路径依赖的,不能轻易地为政策所改变。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和非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就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这种收入差距是这些国家历史、地理、技术发展、文化、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变这些因素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第二,尽管民族国家已经宣布消亡,但是大多数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的。有鉴于此,本文认为,要分析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必需系统地进行国别案例研究。
    
      (一)OECD成员国:大多是“U”或“\—”型不平等模式
    
    “二战”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发达市场经济体不断涌现。但是,在1950—1960年代,收入集中的程度却在稳步下降,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失业人数的稳步下降,以及稳定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保障计划的快速扩展使得劳动比例稳步上升,税前、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分配集中度出现下降。在1951—1975年,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稳步增加,例如,在美国占GDP的比重从低于3%上升到10%。黄金时代社会保障计划的导入和扩展大大减小了税后或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在1970年代后期,这种趋势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已经中止甚至逆转,即出现了不平等上升的趋势。这种收入分配的“U”型趋势开启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OECD成员国中,这些国家首先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继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也出现了。在芬兰和法国,则出现了“\—”型不平等模式。只有爱尔兰和意大利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并延续到了1992年。然而,意大利在大规模地采用了赤字控制、私有化和自由化等政策后,1992—1995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上升了4个百分点。“二战”后到1970年代末,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在最近20年来,不平等程度又扩大了。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大多是由工资不平等引起的(Gottschalk & Smeeding,1997)。此外,金融利率、城市土地租金和利润也会导致市场收入的日益分化。
    
    (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大范围上升
    
    到1970年代中后期,以净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曾一度缩小,但是,到1980年代中后期稍微扩大,这很可能是由匈牙利和波兰“第二经济”(second economy)的扩散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工资刺激计划的引入造成的。如果考虑到(记录不充分的)双重分配体制、日益增加的消费品供给的地区差异和长时间的短缺等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关于这一地区的不平等处于低水平、稳定状态的结论可能需要稍作修改(Braithwaite & Heleniak,1989)。自1989年之后,中欧国家的收入集中度在温和地增加,而前苏联和东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却平均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这是同期中欧国家的3—4倍。在前苏联,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这些地区,工资不平等似乎是引起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工资的上升直接归因于旧体制下诸如会计、银行家等专业人才供给不足而形成的“稀缺性租金”及伴随着自由化而形成的教育收益率的普遍上升。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基于标准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只能小部分地解释以上观察到的现象。资本收入对整个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是负的,这是由于大量新兴高收入群体没有进入到调查样本之中,在家庭预算调查中大大低估了他们的收入,换言之,来自国民收入账户的平均人均收入数据与基于家庭预算调查而得出的数据差距在不断扩大。金融资产和银行储蓄分布上的有限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拉丁美洲:19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扩大,1990年代继续扩大后趋于稳定
    
    除了乌拉圭和阿根廷之外,在195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一度在0.45—0.60之间变动,成为当时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收入的两极分化源自土地和教育机会分配的高度不平等。1950年代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之后的快速增长在总体上具有一种非均衡的趋势。1970年代除了采取新自由主义极端改革的几个国家外,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而到了 1980年代后,所有大中型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集中度都超过1950年代早期。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不平等主要受到外部冲击以及为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恢复性措施的影响,在198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重新确立了缓慢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该模式持续到了整个1990年代。
    
      在1980年代(很可能也包括1990年代),拉美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是经济衰退时期不平等快速上升和经济复苏时期缓慢下降的结果。造成这一结果的结构性变化是以上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四个结构性变化为:(1)创造的岗位不断减少;(2)劳动力市场不断非正规化,即劳动力转向低生产率和低工资的部门成为常态;(3)正规部门的工资低于人均GDP;(4)与平均工资相比,最低工资水平大多降低了。
    
    (四)中国:由区域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驱动的“U”型模式
    
    在过去50年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经历了一个“U”型的变化,转折点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6下降到1964年的0.31,再下降到1975年的0.26。在1950—1960年间,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萌芽,导致了平等主义式的经济增长。在1978—1984 年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贫困率空前地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984年的15.1%;城市的基尼系数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1985之后,收入集中度迅速上升,1995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0.43,这一数字一直维持到1998年。1980年代中后期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由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1990年代则是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和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分化造成的。
    
      (五)东亚和东南亚:一个不平等趋势温和逆转的共同体?
    
      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能够实现公平的快速增长。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这一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大:由于“二战”后东北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进行了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改革,它们比没有经历类似改革的东南亚国家的收入分配更为平等。其次,自1950年代中后期至1990 年代,泰国和韩国的基尼系数逐渐上升,前者从0.41上升到0.52,后者从0.34上升到0.39,马来西亚也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变化过程。相形之下,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则出现了一条温和的“U”型曲线,即不平等程度先急剧下降,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后,再温和上升。印度尼西亚也遵循了一个温和的“U”型模式,其基尼系数从1964—1965年的0.35下降到1987—1990年的0.32,然后又上升到1997年的0.38。Jomo(2000)总结了这一时期不平等普遍逆转的原因,认为它们是1980年代以来包括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等内容在内的自由化运动对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六)南亚:新兴自由主义国家
    
    大体说来,“二战”之后,尽管这一地区收入分配比其他地区变化要小,但是它的收入分配也遵循了一个温和的“U”型模式。在印度,由于采取了局部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有利于下层社会的行动,家庭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在1956—1961年间从0.36下降到0.31。此后,基尼系数在0.29—0.32之间波动,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1991年。在1980年代,由于“绿色革命”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收入不平等相对稳定,农村贫困率从50—55% 下降到35%。在1990年代,自由化和全球化促进了GDP的温和增长,达到5.6%。但是,收入更多地向城市地区和城里人集中。城市不平等程度略有上升,城市贫困率从1991年的33%下降到1997年的28%,而由于农业增长缓慢、农村发展项目的下马等原因,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不平等也呈现“U”型的变化趋势。
    
    (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城乡差距在缩小,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在扩大
    
    既有文献对这一地区不平等和贫困变化的统计分析比较少。因此,我们的结论只能是猜测性的。但是也有一些规律可循。殖民地时代造成的城乡收入差别和新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造成了“二战”之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南非和东非,土地集中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原因。与此不同,在1980年代,为了减小城乡差距,推动经济增长和出口,大规模的包括经济自由化和利率自由化在内的调整方案纷纷出台。这些方案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和汇率体制的自由化。尽管如此,这些政策的增长效应却是有限的,除了 1994—1996年外,人均GDP一直徘徊不前。政策改革的影响在城市部门最为严重,而在农村则好坏参半。
    
    
    
    三、关于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几点发现
    
    
    
    结合前面的论述,本文关于不平等变化的趋势有如下发现:
    
      第一,在1950—1970年代,不平等程度有下降的趋势,尽管也存在少数例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国家中,民族国家的成立通常引起了城乡之间和整体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在拉美国家,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仅仅发生于1970年代,而南锥体国家除外。
    
      第二,在过去20年中,不平等趋势发生了逆转,即,在某些国家不平等程度先减小后扩大。其中,有29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模式呈现“U”型趋势。斯里兰卡和泰国的逆转发生在1970年代;“早期自由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逆转出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拉美国家是在1980年代前期;中国是在1984年;中欧或北欧国家是在1985—1990年;东欧和前苏联是在1989—1992年;意大利和芬兰是在1992—1993年。有48个国家出现了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趋势:其中,1个国家出现在1960—1965年;4个在1966—1975年;7个在1975—1980年;8个在1980—1985年;11个在1985—1990年;14个在1990年之后。
    
      第三,在考察时期有记录的基尼系数增加相当大。在不平等程度扩大的48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小于5个百分点;有30个国家在5—10个百分点之间;变化幅度在10—20个百分点之间的有10个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超过了20个百分点。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所有73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35—0.40这个阀限,而1980年代则只有29个国家超过了这一阀限。
    
      第四,除中东和北非地区之外(因缺乏得出准确结论的长期数据),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影响到了所有其他地区。转型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普遍扩大;大多数拉美国家和OECD国家的扩大趋势也很明显;在南亚、东南亚甚至东亚,不平等程度也在扩大,但因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不能完全评估出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变化趋势则不够明朗。
    
      第五,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根源:在那些工资结构比较完善的国家,不平等的上升似乎是劳动力比重下降引起的,工资差距的扩大不能用传统的教育收益率或教育不平等来解释。收入集中度的增加似乎归功于区域差异的扩大(如中国和泰国)。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的逆向变化,以及地租和金融利率的增长(如日本和台湾)也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四、近些年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
    
    
    
    (一)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传统因素
    
    本文认为,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传统因素仍然是引起近些年来收入不平等的一些主要因素,但是它们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有限。
    
      1. 土地集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殖民当局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导致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农村收入的高度不平等。在1950—1960年代的拉美和南非国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6—0.8,而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则是0.3—0.5。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短期和长期的收入不平等。
    
      2. 自然资源诅咒。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而言,那些自然资源(尤其是矿山、金属等)禀赋较好的国家往往比其他经济体增长得更慢,并且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更高。
    
      3. 城市偏向。“二战”之后的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整体不平等程度受到了汇率和定价政策“城市偏向”导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农产品出口课税过重和公共支出和投资过分向城市集中等后果。在1980—1990 年代,大规模的调整方案出台,旨在纠正城市偏向的政策和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提高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的收入)。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农产品贬值、私人贸易效率、取消生产要素补贴和国际价格变化的程度。此外,改善农产品贸易条款的其他措施可能抵消了农产品贬值的正面影响,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4. 教育不平等。研究表明,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之间不可能是线性关系。在人均教育年限达到6.3年之前,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此后则会减轻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是,教育年限的“最大阈值”很可能随着经济发展和技能密集型技术的应用而增加。在美国,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与技术工人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同时出现。其原因有两点:第一,与熟练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相比,它的需求也在增加,甚至后者超过了前者;第二,假定劳动力供给处于均衡状态,如果教育收益率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而增加的话,不平等程度将扩大。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是否会减轻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取决于这种受教育的均值是如何得到的。例如,在拉丁美洲,教育政策侧重减少文盲数量,重视高等教育,人均受教育程度虽然达到了6.3年,但是其教育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却在不断扩大。有研究表明,1989年拉丁美洲教育不平等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力推行中等教育,由此减轻了教育不平等程度和劳动力收入的集中程度。但是,对1980—1990年代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教育等传统因素并不能解释2/3的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趋势。
    
    (二)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新”因素
    
    1. 技术变迁。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通常归因于技术变迁。首先,与老技术相比,新技术更加强调对技能和工资的分配。因此,生产并使用新技术的部门日渐增多,这些部门的工资差异往往不断扩大。而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可以通过如下政策——即促进劳动力供给与其需求相对接的政策,以及调节教育扩张速度和权力的政策——来控制。其次,在发达国家,信息技术降低了非熟练工人的监督成本,最小化了劳动力的卸责行为,从而减少了(为保证有效绩效而发放的)工资溢价。再次,尤其是在服务业和一些产业分支,新技术(通常依靠进口而获得)的采用使得熟练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替代非熟练劳动力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失业率的增加,进而影响到了收入和工资扩散的功能性分配。最后,电信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此前的不可贸易服务转化为国际可贸易服务,这为受教育劳动力较多的低收入国家创造了比较优势,但是,却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就业。
    
      2. 宏观经济稳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在1980和1990年代,许多国家引入了结构性调整计划。尽管宏观经济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必不可少,但是它们的影响却不是均衡分布的。正统的宏观稳定政策强调的是压缩需求,增加供给,前者通过反通货膨胀的财政和货币约束手段而达到,后者通过货币贬值、消除价格扭曲和资源动员而实现。
    
      3. 结构性改革。对结构性改革的分配效应进行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所选的政策工具和分析对象不同,评估结论也会不同。通常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改革会对公平产生相互抵消的效应。但是,仍然有某些规律可循。有一些研究表明,贸易扭曲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公平。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工资标准的变化和社会转移支付的削减都可能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在欠发达国家,正统的贸易理论却无法提供这样的经验性证据。另一些强调结构刚性或(要求高素质劳动力驱动的)世界一流技术进口的理论方法可以解释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工资差距的现象。
    
      4. 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是最早的结构转型之一。先是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接着是国内金融的自由化。这些措施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种结果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自由化对政府决策和有组织的劳动者的需求产生了约束作用,部分是由于汇率的实际升值、分包的增加和贸易部门工资的减少。放松金融管制也是市场不稳定的一个原因(Caprio & Klingebiel,1996)。同时,由于信息、市场和契约的不完备、羊群行为和薄弱的管制制度,放松金融管制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成效。
    
      5. 全方位自由化方案的影响。上述评论表明,稳定化、放松国内外管制领域的政策已经对收入分配结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结构性改革包括六个部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及其随后的国内金融自由化、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税收改革似乎产生了强烈的非均等化效应。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经验表明,私有化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高度相关,但在拉美国家和中国则不一样,贸易自由化对它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和非均等化效应。但是,不平等的差异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的政策工具和分析对象,也取决于所考察的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结构及其初始水平。因此,对政策改革及其效果的评价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这需要对个案进行深入的时间序列分析。
    
    
    
    五、结 论
    
    
    
    本文在评述既有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和分析73个国家时间序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认为过去20年间,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且各不相同。不平等程度在过去20年大范围地扩大,而在1970年代末期则出现了逆转的趋势,这一结论与“二战”之后那种国内收入不平等保持不变的说法完全不同。
    
      本文还探讨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一些原因。尽管现在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工资差异的变化由市场来决定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与现在收入不平等状况相关的反复出现的因素:劳动比重下降而资本比重上升;收入的集中不是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而只能归因于市场扭曲、政策变化和政治经济因素,以及随着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而削弱的再分配功能。
    
      本文还认为,尽管传统的因素可以解释国家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但是它不能解释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大幅扩大。因此,除了在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教育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和一些中低收入的国家采用了技能偏向型技术之外,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都是因为采纳了诸如华盛顿共识之类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影响可能因政策工具、初始不平等的程度和有关国家的经济结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常常会产生不利的分配效应,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政策本身就是非效率的,而是说,在制度薄弱和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这些欠成熟的、次序颠倒的和不加选择地实施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比那种依据传统理论所导出的政策结果更糟糕。
    
      尽管不平等程度的适度扩大对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在过去20年间,一方面不平等程度在大幅扩大,另一方面增长率却在下降,而贫困率则保持不变。同时,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是欧亚转型经济体、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多国家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最大障碍,甚至它也阻碍了一向以公平增长而著称的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体的发展。
    
    在未来,除非正统的经济学范式会向有利于分配的方面发展,某些国家现在出现的不平等趋势就很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减少增长的扶贫弹性(Birdsall,2000),妨碍经济增长和扶贫目标的同时实现。因此,要实现“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不仅需要处理好不平等的传统因素,而且还需要设计并采用修正过的发展方式,即更有利于分配的结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分配政策和对外政策,这就是斯蒂格利茨(1998)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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