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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之子回忆父亲与毛主席的特殊情谊(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0日 来稿)
    
      从大学生到“党内圣人”
    
    
      1902年,父亲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
    
    
      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故有人云:无湘不成军。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只有父亲例外,他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
    
    
      25岁之前,父亲一直在青岛、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奔波求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希望当一名建筑师。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看到“大好革命形势就这样被他们给毁了”,气愤至极。父亲加入共产党,走出心爱的课堂,在党的派遣下,从武汉奔赴地处湖北南部深山的通城,参加农民起义。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是我党建军的重要起点,从那时起,连队有了党代表(后来改称指导员),父亲就是当时最早的七个连党代表之一。父亲为了革命中断学业,选择去过终日“红米饭、南瓜汤、单衣草鞋”的艰苦生活,同时还要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我相信,他一定怀有很强烈的救国理想和献身精神。
    
    
      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在革命队伍中显得格外突出,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为此,父亲还吃过一次亏。他刚到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大家看他戴个眼镜、文质彬彬,便推举他管账。在部队转移时,父亲除了带着行李,还负责保管装有二三百块大洋的箱子。路上,突然有两个农军战士走过来说:“我们帮你扛吧。”父亲毫无戒心,心怀感激地让他们帮了忙。之后,却发现这两人踪影全无。丢了全连的家底,父亲懊悔不已,常常埋怨自己:“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老练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不行。”这件事后来连毛泽东都听说了,他说父亲不但厚道、老实,还善于总结经验。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岁月中,父亲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父亲算是十位元帅中,最早和毛主席在一起共事的。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主席提名,父亲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不久,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他扩红8000人,深得主席赞扬;抗战时期,山东地区一度吃紧,虽然父亲此前曾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少负些责,主席还是亲自找他谈话,坚决主张让他出马解决难题;解放战争时,东北局曾给中央打报告说兵源不足,主席自信满满地告诉他们,罗荣桓肯定有办法。结果,父亲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在仅有27万劳动力的松江省,动员了8万青年参军。以至于日后在表彰东野的时候,主席一再强调:“罗荣桓是既当婆婆,又当媳妇,又管穿衣,也管做饭。”
    
    
      因父亲既能干事,又待人宽厚,脚踏实地,不善言辞,党内的同志们曾经送给他“党内圣人”的称呼。
    
    
      “林罗”的合作与分歧
    
    
      父亲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反感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相、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回避。1956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建议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好好教学,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兵的报道,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地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正因为父亲这种低调的性格,毛主席在给林彪挑选合作者时,才选择了父亲。
    
    
      1930年2月,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四军军长。但他个性很强,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主席想来想去,觉得这个角色非父亲莫属,便将他派到了红四军。这是父亲与林彪合作的开始,从那时起到解放后,他们两人多次搭档。
    
    
      父亲和林彪合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你林彪不是管作战吗?那我就把作战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到东北以后,林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为了迁就林彪专心指挥战争的“重点主义”,父亲毫无怨言地在哈尔滨、双城之间两头跑,将部队的政治、训练、装备、后勤等工作全都担负起来。父亲从不抢功,在非原则问题上极能谅解和忍让,他们的相处还算相安无事。那时,他每天总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母亲又执意要等父亲回来一起吃饭,所以我和妹妹经常等着等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但父亲的迁就、忍让不是无原则的,在工作中,他也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林彪对此开始不满起来。进入关内见到聂荣臻便发牢骚,还劝他来替换罗荣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
    
    
      1960年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这让父亲很不理解。那时候,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学校也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当时受林彪学习毛著庸俗化、教条化主张的影响,同学们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四处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写信中也向父亲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适当地引用了一些语录。当时,父亲对林彪的一些错误提法非常忧虑,看了我的信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说:“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下万应药方……”
    
    
      我在信中还向父亲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学之间,有时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放弃自己的意见,又有放弃原则的嫌疑。针对这一问题,父亲写道:“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们要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我想,父亲给我写信时,应当已经考虑到他和林彪看法不一致的问题,甚至已经准备进行争论。
    
    
      半个多月后,父亲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终于忍不住开口:“‘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那你说该怎么学?”父亲的话让林彪有些尴尬。
    
    
      “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父亲的心直口快让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林彪才缓缓一句:“不好就去掉嘛。”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还没等父亲把补充意见说完,林彪突然起身,说了句“散会”便拂袖而去。这个突然的举动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父亲更是气得双手发抖,回到家中后喃喃自语:“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长期在一块工作,哪能这样呢,有问题大家讨论嘛!”而林彪在这以后逢人就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在一起!”
    
    
      外界传言“林罗”是和“刘邓”齐名的黄金搭档,然而两人合作的实情,并非如此。
    
    
    
罗荣桓之子回忆父亲与毛主席的特殊情谊

      和毛主席的唯一“合影”
    
    
      从我3岁起,父亲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尤其是1942年部队进入沂蒙山区以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开始尿血。根据地医疗条件差,父亲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工作,可他异常坚强,甚至告诉母亲:“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6年夏,父亲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3年。但父亲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亲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尽快返京。我顿时紧张起来:以往父亲住院,从来没让我请过一次假。
    
    
      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陷入昏迷。12月16日,父亲病情加重,不幸逝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打算为他做一本纪念画册,却连一张他与毛主席单独的合影都找不到。每每有什么好事,众人上前庆祝时,父亲却默默闪到一旁。最后,我仅找到一张当年在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毛主席、聂荣臻、贺龙与父亲的工作合影。我们只得将父亲与毛主席截取出来,这成了父亲和毛主席唯一的合照。
    
    
      如今,父亲离我们远去已经整整45年了,可是,我和两个妹妹却一天也不敢忘记他的教导。
    
    
      与共和国同龄的妹妹北捷,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曾梦想成为文学家、外交家的她,在父亲的指导下认识到,“医生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人的一生,谁也离不开医生”,继而选择从医。
    
    
      小妹妹罗宁,从小就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虽然在“文革”期间曾因为母亲的“问题”一度被部队拒之门外,却最终还是在粤北山区当了兵。1985年,她远赴美国进修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如今,在部队任职。
    
    
      在我们这些儿女看来,父亲的性格就像“暖水瓶”,里热外凉。他常教导我们:“你们是老乡们养大的!没有他们,你们活不到今天!”父亲的话,我一天也没有忘记。2006年,我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研究会会长──我终于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老乡们做点事情了。父亲如在九泉之下得知,他也会欣慰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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