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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为何第一个被打倒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28日 转载)
    
    来源:中华网
     (博讯 boxun.com)

    顾保孜/据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当十年动乱即将开始,彭真就要落难的时候,一次看见彭真发火,态度激昂,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但是,尽管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但依然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对党中央,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愤怒,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如此“上纲上线”,分明是另有企图嘛!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正是这种做法,彭真为自己惹下了“大祸”。他根本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作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张春桥,他们一边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着“放长线钓大鱼”。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不过他实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毛泽东已开始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要搞“独立王国”了,他必须使毛泽东改变对彭真这一看法,以保护彭真。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最后同意转载,但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实际上是退一步地保护吴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生把“二月兵变”的毒箭射向了彭真。批斗会上,彭真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这个1923年就参加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了几十年的彭真,被国民党通缉过,抓捕审讯过监禁过,他大概不会料到竟会有这么一天,他会被为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而解放了的人民揪斗、批判,逼他交代“罪行”,他的“罪行”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吧。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在山西省进行地下工作,和同伴一起创建了山西省党组织。1924年至1929年,他出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和当时的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军阀悬赏通缉。 1926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在狱中,彭真组织了狱中党支部,领导了几次绝食斗争,与反动军阀斗争。1935年由于党的需要,他们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履行了军阀的“出狱手续”--即在###启事上签名,被释放出狱,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本来是在当时党中央的指示下,出于革命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但后来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借口,硬说他们是“叛徒集团”。
    
    1935年出狱后,彭真在华北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和刘少奇一起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在晋察冀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日寇浴血拼杀。日寇曾悬赏几万大洋要彭真的人头。1941年,彭真来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45年任组织部长。1949年2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此后。他在北京市任市委书记、市长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倾尽了心血。从1956年起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他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这就是彭真走过的历程,从这些闪光的足迹里,你能找到他“反革命的罪行”吗?然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功劳越大,就越是林彪、江青一伙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视彭真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 ”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 ”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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