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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卫自述:“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21日 转载)
     国家历史 
    
韦大卫自述:“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7日,韦大卫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 ,举世震惊。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能化险为夷。有人说他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他是“传奇”。他说:“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两个朋友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我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举杯痛饮。看着人影绰绰,想着明天我的那个“计划”,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我反而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平静,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了。
        就这样我们像往常一样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带着两个决定和我一起冒险的朋友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1月7日凌晨6点,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机坪,那里停着一驾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纳飞机,美国经典机型。安全、操作性能无与伦比。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飞的能力。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能选择从停机屏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飞条件比较恶劣。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我觉得自己可以操纵它,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我不敢说。
        我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机。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我启动飞机检查没有问题后,把警卫打发到值班室喝咖啡、看报纸,随即示意躲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上飞机。
        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地开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一开,开不着了。我一看,拧弯了,于是安排两个朋友又隐蔽了起来。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机库工作室,敲敲打打这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并没有注意到我。
        修好钥匙,我再次登上飞机,这一次顺利启动。当时飞机马上就发动起来,马达声音很响。警卫员一看我这两个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飞机,就冲出来大声问“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理他,两个朋友一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一看不对,马上掏出枪来向我的飞机射击。
        我先踩着刹车加足马力,一松开刹车飞机就滑了出去。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大。那个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虽然速度不够,但飞机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地面。
        耳机里传来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他们很紧张,后来又来个女的通过无线电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会原谅你的。”我心想,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为什么还听你们的。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里的那头豹子,从小性格特别顽劣,天不怕地不怕。我从小就有飞行梦。我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参加过抗战,有两个是空战中牺牲的,有一个从德国学习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学,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我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后来被特务注意到了,准备抓我。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连夜就跑了。
        我们跑到广州,没有亲戚,没有熟人。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治安情况很糟糕。国民党到处贴招生广告——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部队什么的都招。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员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我们没有地方去,以为到了台湾可以读书,有个立足之地,就报名参加了陆军骑兵学校考试。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稀里糊涂的对台湾不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想不到那么远。
        1949年8月23日,我们到了黄埔港。当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的送人。指挥官指挥我们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两三千人吧。船开离黄埔港以后,船上水手都跟我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卖猪崽”到台湾去,就是“抓壮丁”。据说这个招兵的人每招一个年轻人,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没有跟着上船。
        听说了真相,周围的人也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很气愤,觉得上当受骗了。我发誓要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去,要出这口气。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码头,我们看到很多兵包围着码头港口,机关枪都架好了,谁要反抗就开枪打谁。迫于时局,我只能暂时安顿下来。我和一同来台湾的两个同学被强行分开,我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军三百四十师,成为了一个二等弹药兵。
        当时,在台湾虽然到处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返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军队里没有自由,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会怀疑你们密谋什么玩意儿,给人人心惶惶的感觉。有些被骗来的“猪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自杀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一个晚上上吊自杀了三十几个。那是集体感到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我听到这种自杀的消息,心里骂那帮人愚蠢,你们就是笨蛋嘛。都是长着腿的人,你不会跑啊。
        有一年的中秋节,军队里的的同学们、他们的家长都邀请我到家里去过节,我没去。一个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个圆山,到那上面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点回去跟家人团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担心的是在母亲,特别想她。那时候拿着一瓶酒在山头上的时候,也没人能倾诉这个心里的事,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唱歌。《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专门要唱,才不管你这些规定。“层云的后面,便是我亲爱的故乡。海水茫茫、白云苍苍,白云苍苍、海水茫茫。回故乡,回故乡吧…”
        我暗自盘算着逃亡的方式。从陆军军营逃出来以后,我考取了海军士官学校,伺机从海路逃回祖国大陆。后来我发现,从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海军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来别人不想回来。我那时候原来想弄个小艇,可我看一个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飞机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飞行,各科成绩优秀。毕业后,我进入了台北飞行社,当上了一名飞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桃园新竹空军基地四架一级战备的F一86喷气式战机得到警报,紧急起飞拦截。
        根据他们的速度和距离,我判断他们再有八分钟就可以拦截到我。1月7日那天云很多很浓,又下着雨,拦截机一直在高空飞,我又飞得低,他们不敢飞那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我就从云中间穿出去,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那上头钻出去。
        出去一看,美国第七舰队好几艘军舰,雷达在那转来转去在搜索,他们已获知消息了。原来计划从淡水河出海,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掉头了。我回来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为了避开雷达搜索,我贴着海面就飞出去了,浪花有时候都能打到我。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闪右避的飞行。时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来越清晰的祖国大陆海岸线。
        我飞得比较高,从比较高的高度进了泉州。一进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来了。有的就在身边爆炸,有两发差不多就要击中我的飞机,把我的飞机给晃得很厉害。
        我没办法,就又钻到云里去了。钻到云里去,高射炮看不见我了,就没办法打我了。后来我从云里下来以后他们又打。
        为了向地面表明来意,我只好冒着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摆动机翼。在空军来讲,摇动机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难,或者我要投降,我没有敌意。但是祖国大陆的部队那时候不懂这个动作的含义,我一出去他就打。
        后来我才得知,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已经接到一架台湾飞机侵入泉州的报告。根据这架飞机的行踪,他判断可能是一架起义飞机,随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内陆飞就停止射击,如果返回就坚决击落。我当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灵,一直往内陆飞。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队(在野外的那些解放军)没接到命令,他们的机关枪、步枪都纷纷开始向我射击。我的飞机中了四弹,没办法,只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树多,没有平地,更没有机场,地面武装打得那么厉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条大车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车道尽是烂泥,我知道这大车道落下去也挺危险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飞了回来,要是飞机给打下来不是太冤枉了吗?
        野外的解放军趴在树林里在打我,我从他们头顶上擦着树梢就下来了。因为有烂泥,踩刹车没有用,飞机在烂泥上滑,滑到尽头的时候,距离一个桥越来越近,那桥飞机是过不去的。飞机激烈晃动着向桥头快速滑去,我们以为要机毁人亡了。但还差一点点距离就要撞上桥头的时候,飞机停下来了。
        着陆后,我说下飞机吧,咱们别做出什么过激动作啊,叫我们举手,咱们就举手。
        这时候枪炮还在响,我们三个人下了飞机。一下飞机,看到解放军在不远处匍匐前进,喊着“交枪不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举着手说“我们是起义回来的”。他们把我们围了起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后,解放军拿来了列宁服、解放鞋什么的让我们换上。我觉得挺土的。那解放鞋不就是胶鞋吗,我说我不要这种,我有皮鞋。后来有个干部还告了我一状,说韦大卫拒绝穿解放鞋,一群当地的农民渔民欢呼着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拥抱,我心里就很放心了——祖国大陆是欢迎我们的。
        我们回来以后,受到了祖国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叶飞将军设宴接见。下午,我到了福州。第三天,我妹妹就打电话给我了。
        我很佩服共产党,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听我说我是广西什么什么地方人,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亲,还有妹妹他们,在电话里,我听到了已经七年没有任何音信的家人的声音。
        那年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我回来,可是我一看,好家伙,来了得有一二百人。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们都没生呢。家里人当时那狂欢啊,我祖父说我知道这小子,他有机会他一定要会回来的。我妈妈见我第一面就哭啊,她已经很老了。
        驾机归祖国大陆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接见了我。这些热情的招待,是我当时在驾机起义之前无法想象得到的。驾机起义时,我连命有没有都还不知道,没敢想到了这里会是什么样。
        周恩来总理接见我的次数最多,因为他经常到首都机场来送往迎来,有的时候我找他,有时候他找我。当时,我已是隶属空军的中国民航的航空驾驶员了,成了家,并有了两个女儿。有时候,周总理在首都机场等某个外宾但外宾没及时到,他就问韦大卫同志在不在。在,在,在,就把我找来。
        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的时候,周总理找过我两次。第一次他送给我四卷《毛泽东选集》。他说你呀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运动了,到西安去吧,我给你安排到西安去学习。我说总理呀,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说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摇摇头就没说什么。第二次他又找我谈这个事情,我很感动,我说总理您那么忙,你还老惦记着我这事,我说好吧我去吧。周总理是担心我这的个性,怕我闯祸。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我离开了北京到西安“学习”。
        几个月后,我得知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有历史问题,非常愤怒。我马上返回了北京,跟那些写我大字报的人斗上了,他们写大字报我也写。那帮人跟吴法宪、林彪他们都有关系的,他们说我是“731驾机叛国投敌案”首犯。
        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没有问题。但是,1968年3月14日,吴法宪大笔一挥,将我逮捕了。
        我在东北一个看守所一关就是三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看守所传出的消息是:韦大卫已经疯了,在看守所里面还唱歌啊、骂人啊、打人啊什么的。
        我知道,我要是嘴软点可以少吃点苦,但我是不会屈服的。有时候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以后,往牢房里边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说,小子,我只要养足精神我还跟你们斗。
        我大喊大叫,我大声唱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唱草原上的歌曲。有时候看守来质问我为什么唱外国歌,我说哪个国歌我不可以唱,我说好听,我喜欢唱我就唱。唱了歌我心里能舒坦点、亮堂点。后来我争取到一个合法权利,就是每天唱一小时,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他们后来说,你别看韦大卫他不听管教,他唱歌唱得不错喔。那些打我的人,后来我出来以后,有些申请调走,有些是请了长期病假,有些是见了我就溜,有的见到我就敬礼。他们知道我是块硬骨头。
        入狱后,我就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971年,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专案组”突然以组织名义宣布我“不够资格享受家庭幸福”,强迫我跟我爱人离婚。我说我饶不了你们,出去以后非得跟你们干。那个专案组的头儿说:“你放心,你一辈子也出不去了。”
        多年前,我从戒备森严的台湾陆军军营里跑出来,一个人在甘蔗田里走了21天。多年前,国民党空军因为怀疑我有共产党嫌疑,几次要把我除掉。我没有想到天下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这一次,我再次想到了逃离。
        1972年我被转到了北京丰台的一所监狱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越狱,我要到中央去申诉。
        监狱是两层院子,戒备很森严。墙很高,而且有电网,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从上往下跳。上面有个瞭望塔,有十来米高。瞭望塔上面的看守,他拿冲锋枪在那里看。只要被看守发现逃跑,就会被开枪打死。
        为了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实施计划,我一改一向不服管教、顽固不化的性格,主动要求到监室外参加劳动。这样积极的表现,很快就得到狱方的批准。但是他们对我不放心,每次劳动派了一二十个看守在周围围着我。我根本没机会跑。我每天按时出工、收工,老实劳动。一个月后,狱方渐渐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个看守,就留三个看守看我。
        1974年,十月底,经过几个月周密细致的筹划,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开始为越狱做最后的准备。我平时穿一件黑毛衣,里面藏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把毛衣穿在中山服外面。原来也不戴帽子,快要走了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肚子里。
        10月30号上午,和往常一样,我在三个看守的押送下,离开监室到监区劳动。这一天,干部安排我检修暖气管道。几个小时后,我一直等待的机会突然出现了。
        三个看守,两个在聊天在抽烟,其中有一个去拿工具。我一看,瞭望塔上面那个警卫下来了,他说是上厕所。机会稍纵即逝,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开始了行动。
        我躲过两个看守,从后面绕过去,叮叮咚咚我就上了那瞭望塔。到瞭望塔,毫不犹豫的我就跳下来,落在那电网的两边,站上了以后我就一翻身,跳出监狱高墙,迅速冲进了一片玉米地。
        那时候监狱里边电铃已经响了。“43号跑了,43号跑了!”抓捕小组紧急出动。
        让抓捕小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临时改变了乘火车先逃往外地的计划,而是直接逃向了北京城区。他们决断错误往丰台车站追,而我逃到一个路口,扒上了一辆开往城区方向的卡车。
        我把毛衣脱下来,帽子也戴上了。这算是简单的化妆吧,跟出来的时候样子不一样了。这化妆很成功,当时各地的派出所都接到命令说跑掉一个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头、没有帽子等等,这套打扮就对不上了。
        卡车开得很快。进入北京,我辗转来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我再次胜利逃亡。平反之前,我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近七年。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那所监狱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的逃亡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说我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我是“传奇”。我只是不愿意听命于这个那个。我觉得我应该干、可以干,我就干。我一辈子历的这些险、过的这些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我这一辈子,我觉得也可以了。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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