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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攻武卫”,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梅桑榆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04日 转载)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话,都是势力不强的一方喊的,是弱势群体挨打后的呻唤。而势力强的一方,则是“要武斗,不要文斗”,对方的抗议,他们毫不买账,也没功夫和对方辩个谁是谁非,当他们有限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便会进行武力反击。
    
     我家乡的两大派,一派叫“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一派叫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成立之初,与联委的势力相比,明显处于弱势。联委是在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夺权的,而既然夺得了县里的领导大权,自然得到许多群众拥护,力量迅速壮大。而革联作为夺权的反对者,人武部当然不予支持。而革联既然不是当权派,也就得不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原来的 “工农红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散居在各个乡镇,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无法参与城里两派的斗争。结果,在屡次冲突中,大多是革联的人吃亏。 (博讯 boxun.com)

    
     革联几次发动学生在人武部大门的对面静坐示威,并架起高音喇叭,反复播送抗议书,但人武部领导概不买账,联委的人却组织人进行反示威,在大街上游行并散发传单,宣传他们的夺权就是好。两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轻则对骂,打口水仗,重则来一番拳脚的较量。
    
     1967年7月22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的指示,于次日刊登在《文汇报》上,“文攻武卫”,立即成为造反派搞武斗的“理论根据”,对于全国各地矛盾激化的两派,起到了火上烧油的作用,武斗的战火,迅速燃遍全国。
    
     当时,大中城市的造反派,已经开始抢枪,或接受军方、地方人武部支持者发给的枪支,武装起来。凤阳县的造反派,胆量暂时还没那么大,但也开始展示各自的武力。联委率先组织了棍子队。成员为厂矿工人和街道居民,他们头戴柳条帽(安全帽),身穿统一服装,肩扛漆成两端红中间白的木棍,上街游行。数百人的队伍,前面打着联委和各个司令部的红旗,一路高喊“文攻武卫、文攻武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口号,威武雄壮,气势夺人。沿途观众如堵,同一派的人,不断为之鼓掌叫好。
    
     革联也不示弱。原“工农红军”头目徐某和魏某,从全县各公社调集千余人,进城游行示威。他们的武器并不统一,除了木棍,还有红缨枪、大刀、铁叉、猎枪。队伍的前面,是红旗方阵,红旗之后,徐某和魏某,手里拎着单打一的土手枪(俗称“橛子),一瘸一瘸地走着,队伍中不少人赤着膊,头上扎着红布,双手挺着红缨枪、铁叉。队伍过处,口号震天,观者如潮。这次游行,全城震动,联委的气焰,暂被压倒。许多群众都以为革联势力强大,远胜联委。
    
     然而,群众的判断,只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出的。这些进城示威的人,大多居住乡下,革联没有能力养活这支“武装部队”,游行过后,便各回各家。而联委的棍子队队员,都住在城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革联的游行大军一走,县城仍是联委的天下。
    
     此后,联委开始制造“红色恐怖”,棍子队经常在街头逞威,殴打革联的人,有时则突然袭击,砸掉革联旗下的某个司令部。
    
     属联委一派的学生,都已撤出校园。但联委的“红色恐怖”,使我们开始感到不安,有时还传来“联委要夜袭学校”的“敌情”,害得我们提心吊胆,风声鹤唳。有些家在农村的同学,见形势已不大好,便陆续回了家。写大字报、大标语,印小报等战斗方式,已经过时,驻司令部的人越来越少,我见在学校待不下去,既没意思,也不安全,便开了小差。
    
     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县城,已是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之后。好在造反组织不是军队,有铁的纪律,何况进入武斗阶段,我和一些年龄小的同学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连“小卒”的用场都谈不上,没人讥笑我是“逃兵”。
    
     坚持战斗的同学,津津有味且不无炫耀地向我讲述他们亲历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惊心动魄,或骇人听闻,或令人发指,多人的讲述,使我这个“逃兵”如同亲临其境。
    
     进入8月,凤阳两大派的斗争,从“文攻武卫”,转到动枪动炮,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
    
     县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席位组建之初,革联一派占得席位太少,头目们甚为不满,斗争了几个月,毫无结果,不满已转为愤恨。8月1日晚,革联头目召开会议,决定改组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总头目武某出面交涉。
    
     不料,次日上午,武某来到设在县委会的指挥部,提出改组要求,不但无人理睬,而且被联委的总头目余某等人打了一顿。武某被打,革联的人非常愤怒,几个头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暴制暴”,当天中午,便派了数十人,砸了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公地——县委会唯一的两层小楼。指挥部联委一派成员,皆被赶跑,致使刚成立三个月的县领导班子彻底瘫痪,两派仇恨加剧。革联为防联委以武力报复,在派人砸指挥部的同时,从刘府区调来大批“工农红军”,携带刀枪棍棒,进驻城西;联委虽不敢贸然反攻,却也不甘示弱,集中大批棍子队,上街游行。双方一时处于对峙阶段。相比之下,革联暂时占据上风。
    
     不料,进入8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革联一派头目和干将,竟在联委的武力威逼下,变成了逃离县城的“难民”。
    
     8月11日深夜,联委派出两百余人,兵分三路,一路开着三辆汽车,一路拉着八辆平板车,一路担任护卫,以防备革联的袭击。三路人马于11时向县人武部集中,同时并派人把守交通要道。夜12时,联委总头目张某下令开始行动。几个人翻过人武部的围墙,砸开大门内侧的大锁,放进众人,继而砸开枪械库的大门。一帮人蜂拥而入,或搬或抬,用了近两小小时,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全部运上汽车和板车拉走。据后来统计,联委共抢走人武部步枪157支、机枪11挺,冲锋枪 49支,手枪40支,子弹10万余发,六0炮一门,炮弹两发。这些武器,够武装两个加强连。自此,联委拥有了一支全县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联委这次抢枪,未受到任何抵抗或制止,后有知情者传出,他们事先已得到人武部的默许。
    
     联委抢枪的消息传来,革联上下惊恐,立即采取对策,于12日上午,派人前往城北的石英厂,抢走炸药近5吨,雷管6千余支,导火线3千余尺。但这些东西,只能壮胆而已,两派一旦交起火来,派不上多大用场。
    
     联委一派有了枪炮,立马气粗胆壮,但他们并未立即使用武器,而是在县城持枪游行,进行武力示威,不但砸了几个革联旗下的司令部,而且见到革联的人就打。
    
     革联一派的人,被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得不撤出县城,逃到城东农村。那里有一座兀立的小山,四无依傍,故名“独山”,山上有两排废弃的厂房,他们就那里席地而睡。厂房里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其余人就天当被,地当床,睡在麦场上。年龄大些的人说,那滋味真像“跑鬼子反”。 当地农民属革联一派,为这些难民提供饮食,并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为防联委来袭,革联头目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粗钢筋,截成一根根钢棍,发给大家,作为自卫的武器,又从农家找到铁耙、树干等物,在路上设障,有人说那场面像是在拍电影。
    
     独山距县城仅有三四里地,联委随时可能前来扫荡,更何况当时农民都很贫困,无力长期供给饭食,于是他们又向临淮关镇转移。临淮关位于县城东北18华里,为凤阳第二大镇,津浦铁从此经过,一旦情况紧急,可以乘火车逃难。另外镇上有粮站、中学、工厂,食宿容易解决,并可为“武卫”制造兵器。
    
     临淮关联委一派,力量薄弱,不敢向革联叫板。临淮关火车站属于蚌埠铁路分局,车站造反派组织,属蚌埠夺权拥护派(即“G派”)“铁总司”,8月11日下午,蚌埠夺权反对派(即“P派”)“铁红总”的人,开着几节火车,攻入临淮关火车站,对“铁总司”的人发起进攻,“铁总司”的人纷纷逃散。有一人慌不择路,爬到水塔上(当年火车站无楼房,水塔很矮),“铁红总”的人在水塔下堆起枕木,浇上汽油,纵火烧塔。那人想逃已逃不出,被大火活活烧死。
    
     前文说到,蚌埠的“铁红总”曾与凤阳的“工农红军”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但后来两个组织都是“P派”,也就成了“一家人”。这起武斗,与凤联委抢枪为同一天,只是时间上在凤联委之前,联委抢枪,是否与这次武斗有关,不得而知。“铁红总”的行动,对临淮关联委一派,是一次沉重打击,为革联在此建立“根据地”,提前扫清了障碍。
    
     革联逃难的人,先住在临淮关酱醋厂、砖瓦厂,由于人多,后住进临淮第二中学。吃粮是从粮站强行运来的,酱醋厂的酱菜,也是免费拿来。吃饭不要钱,比任何政治宣传都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不断有一派的人,从县城和其他地方跑到临淮,短短时间,竟聚集了2000余人。
    
     临淮关与县城近在咫尺,两派又都有人“潜伏”在对方内部,因此一方有风吹草动,另一方很快得知。一天,革联得到情报,18日,城东公社四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大联合委员会,联委将派人前往祝贺,于是决定采取行动,进行报复。两派的武力冲突,从此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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