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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称谁为“民国第一伟人”:并非袁世凯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8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中山称谁为“民国第一伟人”:并非袁世凯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萧致治:1929年生,湖南省武冈市人,196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黄兴研究室主任,曾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进水师崭露头角
     1890年,广东的第一艘军舰“广甲舰”建成下水,但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管理和驾驶军舰。后来,张之洞与李鸿章商量,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要了一批学生,黎元洪也被派去“广甲舰”担任“三管轮”。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武昌首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黎元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清朝高级军官到湖北军政府都督,从被讥为“床下都督”到被誉为“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的身份在短短数年中几番转变,令人难解。黎元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否先从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经历谈起?
      对于黎元洪的评价,学术界有的说他是“傀儡总统”,有的说他“泥菩萨”,又有的说他是“黎屠夫”,也有人说他是和孙中山、黄兴并列的“开国三杰”之一,确实是众说纷纭。我觉得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所作所为做一个客观的评定。黎元洪1864年出生于湖北汉阳的报国庵,小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艰难。他父亲黎朝相当时在鲍超的霆军中当兵,很少回家,家中生活主要是靠他祖父黎国荣做一些小生意来维持。我曾经到鹦鹉洲旁的报国庵附近去考察,当时还有一些老太太告诉我,黎元洪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曾经跑到别人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因为怕被人发现,吃完萝卜之后还把萝卜叶插回去加以掩饰。这都说明黎元洪小时候家里确是非常困难的。到黎元洪十几岁时,即1875-1876年间,黎国荣就去世了。1877年,黎元洪得了疟疾。这个时候的黎朝相已经随军转到天津的北塘,当时已经是把总了。他得信回到武汉探望黎元洪,家中只剩下黎元洪的母亲和黎元洪,他女儿已经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渔民。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母子,黎朝相把全家都接到天津。到了天津之后,黎朝相就把黎元洪送去天津北塘一个私塾先生李雨霖那里读书。不幸的是,读了一年书之后,到 1878年,黎元洪的母亲陈氏在生他的弟弟黎元泽后,由于身体没有养好,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这时候家里就只有黎元洪、黎朝相和刚刚出生的黎元泽。黎朝相在部队不可能常回来照顾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黎朝相为黎元洪和黎元泽找了一个继母崔氏。之后黎元洪在私塾中又读了几年书。直到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办了一所北洋水师学堂,为他成立的北洋海军培养专门的驾驶和管轮等专业人才。学堂办起来之后就向全国招生,规定要有一定文化程度才可以报考。而黎元洪当时在私塾里已读了五六年书,故一考就考上了,进了北洋水师学堂。
    孙中山称谁为“民国第一伟人”:并非袁世凯


      萧致治(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到这时候,黎元洪的家里好过一些了吗?
      萧致治:当时是好过了一些。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待遇不错,除了供应本人的衣食住之外,还供应一笔养家费:一个月八两银子。但到1884年,黎元洪到水师学堂一年之后,黎朝相又去世了。这时候,他家里就只剩下一个继母、刚六岁的弟弟,还有就是黎元洪从武汉带过去的童养媳吴敬君。黎朝相一死,家里主要靠黎元洪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的“养家费”来生活,过得非常清苦。所以黎元洪在水师学堂学习很勤奋,到1888年毕业时,24岁的黎元洪被派往北洋舰队的“来远舰”实习。当时水师学堂培养两种人,一种是搞驾驶的,一种是搞机器管理维修的。而黎元洪是学轮机管理的。他当时在来远舰实习了一年,表现不错。1884年到1889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觉得广东是中国和外国接触最早的地方,是中国的门户,但却没有一支自己的舰队,所以他和福州船政局商量,花钱在福州船政局定制了四艘军舰。到1890年,广东的第一艘军舰“广甲舰”建成下水,但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管理和驾驶军舰。后来,张之洞与李鸿章商量,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要了一批学生,黎元洪也被派去“广甲舰”担任“三管轮”,属于清军水师编制中最低等的士官。但当时广东只有“广甲”并不能成军,广东水师起初主要随北洋水师活动,偶尔到广东来巡逻一下。这样,黎元洪从1890年虽然在广甲舰上当“三管轮”,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间或到广东巡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刚好“广甲舰”开到北方送东西,送完东西之后,李鸿章就直接让它参加了甲午海战。
      南都:广甲舰参加甲午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萧致治:参战的时间是1894年9月下旬,当时清军和日军在黄海领域大战,“广甲舰”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本来它和“济远号”一起行动,但“济远号”临阵脱逃,逃回了大连。 “济远号”一跑,“广甲舰”也跟着回去了。结果由于逃得仓促,在大连口外的三山岛触礁了,在那里停了两天。日本的军舰追到这里,“广甲舰”的管带吴敬荣看到日本兵轮过来,就打算把船炸毁,自己逃命。船上的人也就只能跟着逃命往水里游。当时船离大连还比较远,一般人是游不过去的。但黎元洪比较幸运,他在巡逻时曾自费买了救生衣,所以就穿着救生衣随风浪漂流到了岸边。同时下水的有12人,只有4人活命。他上岸后,身上只有一个银元,他就用这个银元和当地老百姓换了一身衣服。沿路讨米要饭,才从大连跑回天津。到天津之后,他就被水师管理部门隔离审查,审查了两三个月,他交代了整个逃亡过程。审查完毕,甲午战争也结束了,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黎元洪在海军也就没法干了。

  练新军影响日隆
      实际上,当时中国倡导练新军的主要有两个人:北方是袁世凯,南方就是张之洞。而张之洞在湖北练新军,主要依靠的就是黎元洪。张之洞对黎元洪非常赏识,也想着力培养他。
      南都:离开海军之后,黎元洪去了哪儿?
      萧致治:甲午战争中,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被调去北方增援,在辽东和日本人打仗,湖广总督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到达两江时,觉得长江的江防薄弱,决定在长江两岸修筑炮台。经过甲午海战之后,张之洞也觉得旧式的军队已经不行了,必须招募新军,于是就四处招兵。黎元洪在天津听到这消息,就南下应征。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后,由于他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过,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还能听懂英文,所以很快被录用。张之洞把他招进去之后,最早要他监修南京城外幕府山等地炮台,同时又担任新练自强军的英文翻译。由于表现不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随后派他做狮子山炮台等处的总教习、专台官。1895 年末刘坤一回到南京后,张之洞便回到湖北继续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离开南京时,已经招募了两千新兵,完全按照新式的方法进行训练。他当时打算继续在湖广练新军,但在两江训练的新军,他又不好全部带回来。于是他和刘坤一说,要在这两千人中带500人回湖北,作为编练新军的基本队伍。这样,黎元洪就跟随张之洞回到了湖北。很快,张之洞把这五百人扩编成两个营共一千人,分为前后营。黎元洪在后营当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当时营里面的管带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彪,一个是岳嗣仪。后来,岳嗣仪调往广西,黎元洪实际成了湖北编练新军的主干力量。
      南都: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主要是干些什么呢?
      萧致治:到湖北后,黎元洪主要参加了湖北新军的编练。由于黎元洪经过天津水师五年的培养,有军事知识,又懂外语,与职位比他高的张彪比较起来,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湖北练新军时大显身手。实际上,当时中国倡导练新军的主要有两个人:北方是袁世凯,南方就是张之洞。而张之洞在湖北练新军,主要依靠的就是黎元洪。张之洞对黎元洪非常赏识,也想着力培养他。经过甲午战争,张之洞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能把中国打败,说明日本学习西方很成功。但要想到西方去学习,一是路途遥远,二来语言不通。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加上语言文字又是相通的,经费也比较少。所以从1898年起,张之洞就开始派人去日本学习。黎元洪在1898到1901年期间就曾三次到日本,或者是考察日本陆军部队的编练,或者是观看军事演习,其中有一年还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黎元洪原来入水师学堂懂海军,现在到日本学习之后,他就开始懂陆军了。之后,张之洞就慢慢提拔他。先当上了正式营长。1904年,清政府提出一个编练新军计划,全国要练36镇(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张之洞原打算在湖北练两个师的新军。当时岳嗣仪已经调走了,于是第一镇由张彪统制,而黎元洪负责统领第二镇。总的来说,张之洞练兵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张彪和黎元洪。到1906年,清朝要统一编制,根据湖北的情况,提出湖北只能练一镇和一协(相当于旅)的部队。最后确定湖北练第8镇和第21混成协,由张彪担任第八镇的统制,而黎元洪则出任第21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从1906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他一直都是在当协统,相当于湖北军界的第二号人物。
      南都:黎元洪教练出来的这支新军,在当时来说水平如何?
      萧致治:湖北新军质量在江南来说是首屈一指的。举几个具体的例子,1906年,清政府曾在河南彰德组织过一次秋操,派袁世凯和练兵办襄办大臣、兵部侍郎铁良校阅。当时河南和湖北的部队抽调士兵组成“南军”,由张彪、黎元洪统领;北方则由北洋军抽调士兵组成“北军”,由段祺瑞、张怀芝指挥。当时南军的总统官虽然是张彪,但由于他目不识丁,南军实际上是由黎元洪主持一切。南军和北军怎么打、怎么操练,都是黎元洪在具体筹划。这次演习规模宏大,各省和各国前来观操的人员共有487人。演习结束后,袁世凯向清廷汇报时,高度赞扬了南方的部队,他认为湖北的新军是东南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对黎元洪具体操练的部队评价也非常高。1908年,清政府又以端方为校阅大臣在安徽太湖举行了一次秋操。湖北陆军以第21混成协为主力,抽调第8镇部分官兵参加,编成混成第21镇,仍然命名为南军,由黎元洪指挥。两江地区的陆军,则以第9镇为主,组成混成第9镇,命名为北军,由徐绍桢指挥。演习办法仍然是北军和南军对打。大规模操演计有三次,徐绍桢统领的北军三战皆败北,被当时人讥笑为“三战三北”。但这次秋操没有搞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就都死了,只得中途停止。
      湖北是当时东南各省中编练新军最早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铁良来参观,都称赞这支部队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在整个新军中名声也很大。因而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广西、贵州都派人来湖北学习训练,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湖北,而是扩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从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只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长江。在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大都督舍他其谁
      何去何从是黎元洪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跟着革命党人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不跟革命党走,就可能直接被杀掉。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打算冒险了。思想经过三天斗争,十三号下午答应,之后就正式当都督。
      南都:黎元洪在新军中的这种影响,是不是也是后来他被革命党推举做大都督的主要原因?
      萧致治:黎元洪在新军中虽然军衔比张彪低,但影响比张彪要大、威信也比张彪要高。当时训练新军官兵的一些教材都是由他校定的。新兵的教科书上本本都有他的名字,这也使得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除了对湖北新军做出重大贡献之外,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应该说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它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现在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南都:那么黎元洪对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萧致治:黎元洪对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他的思想基础就是比较爱国。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就曾经参加过一些保路活动,而且是作为部队的代表参加。他之所以能够转变过来,除了爱国之外,还有很多下层士兵的拥护。具体来说,辛亥革命是10月10号晚上7时左右发生的。首先是工程营起义,经过熊炳坤、吴兆麟领导的一个晚上的战斗,武昌城基本上被革命党控制了。当时起义的工程八营是张彪的部队,而黎元洪得知工程营起义后,开始采取等待的态度,他把自己管理的中下级军官集中到司令部,静坐待变。他对将官们说,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他们不打来,我们就等待时机再说。他们一打来,我们就还击。当天晚上,协里发生了两件事情:黎元洪部队的士兵邹玉溪也是个革命党人,他听到革命党起义,就想从营队中溜出去参加革命,结果被黎元洪抓住并亲手杀死;还有一个周荣棠,是革命党派来联络的共进会员,想翻墙到黎元洪的部队报信,被黎元洪部下抓住,也被黎元洪亲手杀死。在革命爆发的当天晚上,黎元洪手刃了两个革命党人,说明刚开始黎元洪对革命党是采取敌视态度的。但他又不敢大动,还是打算静观其变。直到最后,起义的部队在蛇山上架起大炮,炮弹打到黎元洪的协司令部。黎元洪慌了,才训令“带兵出外避炮”。41标全体官兵一哄而散。到晚上12点,41标的士兵也投入革命。黎元洪当晚逃到刘文吉家里躲避。
      10月11日清晨,一个叫做马荣的起义士兵在武昌城里四处巡逻,正好碰到黎元洪的伙夫挑着三个新皮箱。马荣就去盘问,问他是不是在偷东西?伙夫说不是偷的,东西都是黎统领的。马荣就问黎元洪现在在什么地方。于是跟着这个线索才找到刘文吉家里。
      南都:找到之后,是不是就发生了后来说的“床下都督”一幕?
      萧致治:“床下都督”并不是真的,当时黎元洪并没有躲在床下。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问过喻育之———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黎元洪究竟是不是躲在床下?他说这个事情并不是事实,黎元洪当时是躲在帐子后面,并不是后来说的是革命党人从床下把他拉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当时杀了革命党人,是与革命为敌的,但之后随着形势转变,他也被动地参加了革命。毕竟他没有主动组织军队镇压革命党人,他只是躲起来了。而且根据现在一些回忆录记载,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的领导人就曾策划过,如果革命后没有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当天清晨,马荣把黎元洪找到之后。就把他带到楚望台军械库。吴兆麟得知黎元洪即将到来,就把部队组织起来,列队欢迎,希望他能出来指挥作战。在楚望台停了几个小时后,到了10月11号中午,黎元洪就被带到谘议局,除了革命党人之外,谘议局的一些议员,主要是立宪派,也都请来了。大家就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南都:黎元洪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萧致治:黎元洪深怕搞得不好就要掉脑袋,所以当时是不肯干的。他说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没必要我出来干。他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为什么呢?因为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了,但在全国来看,还只是一点火星。究竟全国能不能胜利,还是个很大的疑问,说不定是凶多吉少。如果胜利了,他黎元洪就是有功之臣;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砍头的罪过,而且当了都督的话更是罪不容诛。当天晚上,又有清军30标旗兵残部组织了一支部队偷袭咨议局。黎元洪趁着这个机会跑出了谘议局,先是回家看了下家里的情况,然后回到协司令部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革命党人再把他请到咨议局来。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思想上没有把握,这样大概斗争了三天。到13号下午终于表了个态,就说我与你们共生死,我愿意给你们办事。这相当于是同意参加革命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故事,即11号时革命党人写了一张安民告示,写完之后就要黎元洪在上面签名写个“黎”字。黎元洪死活不肯写,不停地说:“莫害我!莫害我!”当时守卫在旁的李翊东就说你不写,我就替你写,看你怎么办。就直接在安民布告示上帮黎元洪签了名。不管什么样,布告一出去,都认为是黎元洪写的,影响已经出去了。最后黎元洪也没办法,就半推半就,当上了都督。
      南都:当时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转变?
      萧致治:这与当时革命形势有关。武昌起义是10号晚上,12号汉阳、汉口都光复了,武汉三镇和周围的城市京山、汉川也起义了。武汉的局势稳定了,武汉周围的城市也起义了,他知道革命有可能成功,也意识到你不赞同革命有可能马上被革命党人杀掉。当时革命党人态度方面也有些粗暴。特别是起义之后,黎元洪没有出来之前,负责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张振武。一方面张振武很有魄力,他的革命积极性比较强,但是他有些粗暴,对黎元洪态度非常恶劣。他当时就跟黎元洪说,你不跟我起义我就枪毙你。黎元洪当时逃回自己司令部之后,革命党人又把他给请回来了,当时革命党人对他很礼待,没有把他怎么样,只是把他监视起来,他自己也知道逃也逃不出去。何去何从是黎元洪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跟着革命党人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不跟革命党走,就可能直接被杀掉。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打算冒险了。思想经过三天斗争,十三号下午答应,之后就正式当都督。他是经过三天艰难的思想斗争才实现转变。这种转变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他的爱国思想,客观因素就是革命党人恩威并用,努力争取他。
      南都:有个说法,这和黎元洪软弱的性格可能也有关系。
      萧致治:对,刚才说到,因为他出身比较卑微,千辛万苦才弄到一个协统当。当了协统之后,他一个月的薪俸是五百两银子,这在当时来说非常多了,他当学兵的时候才八两银子啊。再一个,他在武昌周边买了很多地,也有很多房产。如果当时他被杀了的话,那就什么都完了。要是跟革命党走,那至少可保命,说不定还可能扶摇而上。所以,黎元洪出来,是各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革命党人做黎的思想工作,主要是蔡济民。他是黄陂人,又是革命党中的骨干和黎元洪是同乡。蔡济民也是个好好先生,是共进会中很有修养的人。他当时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好,给黎元洪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南都:那么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推举黎元洪出来当都督,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萧致治:这个问题也是说法不一。由于二次革命前后,黎元洪屠杀革命党人,后来有些革命党人觉得把黎元洪推出来是“革命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弊大于利。但是平心静气来说,黎元洪出来,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也可以说是利大于弊的。首先是稳定了军心。因为当时武昌起义主要是士兵,一般的估计,在 17000人左右。真正通过革命党人思想工作,坚决站在革命一边的有5000人;坚决反对革命,也就是旗兵,不到1000人;中间的大头是群众、普通士兵,他们没有革命思想,哪边强就投靠哪边。黎元洪出来之后,由于他有威信,又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对中下层部队军官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就争取了很大一部分人。另外,对稳定民心也有帮助。在当时来说,领袖的威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人出来当领袖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细,也不会拥护你。而黎元洪一出来当都督,贴出安民布告之后,来看布告的人挤满了街。这些都说明,黎元洪出来对稳定群众心理有很大的作用。再就是他出来后,对清朝是个沉重的打击。为什么?因为当时清朝的新军只练成了14个镇(师)、18个混成协(旅),不管是旅长也好、师长也好,都是屈指可数。黎元洪倒向革命,对清朝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再一个,因为黎元洪懂英语,他和国外有一些联系。武昌起义之后,刚开始消息是封闭的。当时汉口住了很多外国人,他们只能在汉口江边眺望武昌的情况,对于城里的底细并不清楚。局势缓和之后,汉口就有外国记者过来采访黎元洪,问他是什么派。当时黎元洪不敢答,汤化龙在一边就说,我们是民主共和。他们一说到民主共和,实际上就争取了一些外国人的理解。只几天的时间,外国势力就宣布保持中立。至于黎元洪,外国记者用英文问话时,黎元洪能用英语回答。所以说,他对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也是起了作用的。可以这么说,因为黎元洪出来,稳定了军心、民心、打击了清朝统治,又争取了外国的中立,这样湖南、陕西、江西等其他各省才能相继起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还写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对于争取海军起义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当时萨镇冰的海军攻打武昌城的话,就形成海陆军夹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黎元洪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南都:那他出来以后的表现怎么样呢?对革命有没有帮助?
      萧致治:他出来之后呢,首先是稳定了武昌起义的部队。10月18号开始,汉口就开始打仗了,一直打到11月27号,也就是汉口、汉阳保卫战。当时尽管黎元洪没有上前线,但很多工作都是他主持的,很多指挥官在黄兴没来之前都是黎元洪指派的,甚至黄兴来后也是这样。总体来说,他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毕竟他是有军事经验的,当然光有军事经验还不行,他还有军事思想。
      屠杀党人有罪
      黎元洪的行径引起了湖北乃至全国的愤慨。不管怎么样,张振武罪不至死。他有问题,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他嘛。
      南都:黎元洪和革命党人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
      萧致治:1912年初发生了几个大事。首先就是2月的“群英会事件”。这件事的矛头本来不是对着黎元洪而是对着孙武。孙武是武昌起义“革命三武”之一,起义之后当了军务部部长,便开始脱离群众,群众对他非常不满,所以“群英会事件”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倒孙”。实际上,事件中并没有杀什么人,黎元洪在处理时还是比较平和的,但事件过后,孙武撤职了。张振武
      和蒋翊武也都不当军务部的次长,这就把革命党人排除出了决策高层。第二个事情就是,7月份有批革命党人要搞湖北第三次革命,因为武昌起义之后,没有给参加革命的军官适当的安排,他们非常不满。这一次,黎元洪采取了残酷镇压,把一批革命党人杀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革命党人就大开杀戒。
      南都:张振武之死也算在他账上吧?
      萧致治:对。武昌起义之后,刚开始主持军政工作的主要是张振武和蔡济民,这对于稳定局面是有功的。但张振武非常粗暴,对黎元洪特别不客气。他曾经在军务部组织过一支卫队,不论他出行还是回来,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经过黎元洪办公室门口时,他的卫队都是耍刀弄枪、耀武扬威。这些事情都引起黎元洪的不满。三四月份时,张振武在湖北军政府财务司里拿了一笔钱到上海买武器。买了武器之后,他分成两批,一批运回来,经检查好多都是废品;另一批,没经过黎元洪的同意就运给山东,支援山东的北伐军。不仅如此,张振武还拿着买武器的钱在上海吃喝嫖赌。这些事有人报告黎元洪,黎元洪就要查张振武的账。张振武拍着桌子说:“是我把你扶起来的,你要查我的账!”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本来黎元洪想调虎离山,请袁世凯把张振武调到北京,让他当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但张振武不安于当一个不做事的顾问。开始袁世凯叫他到东北去当边防使,去保卫边疆。他向袁世凯要钱,袁不给,这样就没弄成。后来又任命为内蒙古垦边使,但也搞不到钱。最后回到湖北,设置了办事处,黎元洪给了点钱。张振武带着大批人再去北京。这时,黎元洪就派人和袁世凯协商,要袁世凯暗杀张振武。张振武8月10号到达北京,到8月15号晚上,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要求,没审讯就把张振武杀了。黎元洪的行径引起了湖北乃至全国的愤慨。不管怎么样,张振武罪不至死。他有问题,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他。后来,黎元洪通过饶汉祥弄出了张振武多少条罪状。这个事情虽然袁世凯把责任都推给黎元洪了,但他还是想通过这个事情收服黎元洪,为自己所用。
      维护共和有功
      他有功,除了辛亥革命中首义有功之外,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坚决抵制,坚持维护共和体制。再到张勋复辟时,黎元洪还是马上发表声明,表示维护共和。
      南都: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怎么样呢?
      萧致治:有一个资料说,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南都:黎元洪与同盟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萧致治: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上层想拉黎元洪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曾在1912年3月同盟会公开时,选黎为协理,和黄兴并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孙武曾到南京活动,想当陆军次长。但是黄兴认为孙武资历不够,让另一个湖北人蒋作宾当了次长。孙武由于个人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组织了一个民社,拥黎元洪当领袖,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民社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党,但都是打着黎元洪的招牌。
      论起黎元洪的功过,关键还是在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革命党被迫起来反袁,黎元洪实际上是这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第三势力。但是黎元洪因为张振武事件与湖北的革命党人闹得水火不相容。到1912、1913年时,湖北大部分革命党人都被黎元洪杀了,估计杀了有一万多人。这些人里面,不能说没有流氓地痞土匪,但不管怎么样,湖北的革命党人差不多被杀光了。我认为黎元洪最大的罪过就在这里。总的来说,黎元洪和革命党人上层的关系不错,和湖北革命党人关系特坏。
      南都:他为什么会帮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呢?
      萧致治:因为袁世凯既有军队又有手段。黎元洪认为袁世凯是唯一的能人,觉得只有他才能统一中国,使中国富强。第二,当时黎元洪跟革命党人的关系闹得很僵了,他杀了那么多革命党人,革命党人是不可能原谅他的,他要想保住自己的话,只有投靠袁世凯,在袁世凯的庇护之下,才能保全自己。再一个就是他对当时的力量对比的估计。他觉得袁世凯力量占绝对优势,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跟着革命党打袁世凯,他可能会和革命党人同归于尽。而且他当时也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所以他当时就坚决站在袁世凯一方,残酷镇压革命党。
      南都:这么看来,黎元洪确实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
      萧致治:没错,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保命,可以牺牲革命党人。但是他也有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他拥护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当时有外国记者明确问他,袁世凯想做皇帝,你怎么还跟着他走?黎元洪就说,我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假如袁世凯称帝,我也要起来打倒他。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当时封王的就他一个人,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袁世凯逼他接受武义亲王封号,黎元洪坚决地说,如果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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