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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部队原政委回忆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始末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6日 转载)
    
    来源:书摘 作者:武健华
    
    核心提示: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地押送。
    
    8341部队原政委回忆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始末


    本文摘自《书摘》2011年第2期,作者:武健华 系原8341部队政委,原题:《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以后,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这是一项设施完善、防范严密的地下工程。

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戒措施
    
    加强值班。由8341部队副参谋长、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等,昼夜在总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队在每个隔离点增设四名室外警戒哨;从机关、部队先后选调人员参加隔离江、张、王、姚的室内坐班。严格出入制度,减少进出人员,定制了特别通行证件,哨兵按证件和指定的名单放行。对部队加强管理教育,强化纪律,严守机密。增添了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中心与各隔离点、执勤点、后勤保障之间的联络畅通、指挥迅捷。每天定时通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喷洒清扫通道,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表现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
    
    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座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视,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监护人员不理她。过了几天,江青还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点之初,不时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用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室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汪东兴提醒监护人员,要保护好“活证据”,要发挥政策威力,要按“监护规则”办事。

一个月后,“四人帮”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适应了环境,生活基本正常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略微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供应。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语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注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点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选》或《列宁选集》;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点《毛选》,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给顶回去了。进点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江青每天都写日记,一次开饭时,她在吃饭,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马晓先看到她写的:“这些人对我这个样子,连马晓先也对我很不好,她是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开《毛选》,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沉思默想,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为了配合审查,深入揭发问题,组织原身边工作人员对“四人帮”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
    
    1976年10月6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处长孙凤山,把原先在“四人帮”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等同志共三十多人,集中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认识“四人帮”的罪行,揭发“四人帮”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许多同志提出,要面对面地同“四人帮”开展斗争,揭发问题。经中共中央“江、张、王、姚专案组”同意,于1977年2月对“四人帮”进行了批斗。
    
    对江青主要是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及虐待身边工作人员的罪行。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医生主张要让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送一些一般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立即扬长而去。
    
    江青在得意的时候,曾忘乎所以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将来要么被杀头、坐牢、不死不活地养着,要么掌权。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江青说这番话的目的,固然是为了笼络、控制身边工作人员;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她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不死。在工作人员有根有据地揭露下,江青不得不哑口无言,眨巴着眼睛,惶恐地站立着。
    
    同时也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丧事活动,从一开始就进行破坏的罪行。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在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江青、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六万人参加、共五天时间时,江青、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
    
    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的时候,江青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她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还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里,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把清样又看了一遍,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的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此外,还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加紧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阴谋策动叛乱等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从而威慑了敌人,鼓舞了士气,大大提高身边工作人员对“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认识。
    
    在整个隔离期间,对“四人帮”的言行表现,每天每人有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后,送“江、张、王、姚专案组”办公室阅存。其中有些材料对深入审查“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情况。

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确凿事实证明,“四人帮”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的准备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做了相应安排。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出城后,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桥梁、涵洞不多,有利于夜间行车。

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地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方向,经沙河镇拐弯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铐住两手,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跟江青讲:“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也有一些人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伸出两只铐着的手,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时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合影留念,便宴款待,华国锋、叶剑英勉励8341部队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8341部队执行粉碎“四人帮”任务的全体同志合影,事后每人都保存了一张精放清晰的照片。
    
    当晚6时许,政治局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便宴,与执行任务的同志们一起,庆贺粉碎“四人帮”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在主席台就座。席间祝酒时,华国锋同志说:“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武健华代表8341部队,感谢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出席便宴的还有耿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邱巍高。
    
    (摘自《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人民·联盟文库、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本文来源:书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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