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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金融风月宝鉴---回眸盛宣怀晚清旧事/庞忠甲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05日 来稿)
    作者:庞忠甲
    
    19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西大碰撞的历史帷幕。面对列强入侵,积弱不振的大清帝国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奇耻大辱,接踵而至。
    
    清政府主流派顽固依然,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但在强敌环伺的无情现实面前,特别是1960年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容许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工艺,发展新型工业,以图增强国力,挽救“天下危局”,维系皇权于不堕。
    
    1861年1月,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西式武器,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标志着一场“洋务运动”的开始。这较之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个年头。
    
    至于这场变革中货币金融的重要意义,“茫昧颟顸”的顽固官僚们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务派先进人士,起先也乏人关注。
    
    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质疑科技领域那样,中国货币金融早期拔了许多头筹,近代史上的发展状况则每况愈下。到清朝中后期,不仅抱残守缺,滞留在银两实物和天圆地方铜钱混用的祖传通货旧制不见长进,且因外国势力侵入,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圜法紊乱、匪夷朝夕”;乃至外国人士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19世纪末,清廷为洋债负重累累,据统计可以确认的外债有208笔,总额约 13亿余两。而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并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之余,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国势之羸弱,与明治维新已经大见成效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迫切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维新,以及时不我予的立宪运动。
    
    甲午战后,通过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检讨,洋务运动与维新、立宪运动呼应唱和,取法西方以发展新型工业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识,呈现了一种深化发展的趋势。极端保守的老佛爷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中央政策不断放宽尺度,以至开放民办大型股份制企业。虽然总是问题丛生,一波三折,这场运动一直伴随着命运多舛的晚清迤逦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金融业,那时节从无到有,脱颖而出。
    
    洋务运动前期主导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奕䜣、左宗棠和张之洞等高官显爵,但是晚起的盛宣怀,作为中后期核心人物,却是一颗最富戏剧性的熠熠巨星,“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幼勖,号愚斋等。出身书香门第,考上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从此绝意科举,致力于“有用之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1870年被李鸿章揽入幕府,迅即崭露头角,第二年升任知府,最后位至太子少保邮传部大臣。
    
    快速汲取西方先进经验并运用到中国,是盛宣怀最为倚重,也最为擅长的事情。盛氏一生开创了一系列中国第一,诸如:第一家民用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内河火轮企业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大型纺织企业华盛纺织厂,第一个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卢沟桥至汉口)铁路,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后来的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第一个私人图书馆,第一家大型民间慈善机构广仁善堂,第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家保险企业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家近代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等。因此实至名归,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不同于早期洋务派兖兖诸公,他深刻理解货币金融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主动学习和探索金融经济,是最早热心并力行中国货币金融建设事业的先行者。有人评论,盛宣怀不仅是开眼看世界,更是主动去追赶世界的人。
    
    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谈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才等事。皇帝倾听动容,说“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补授太常卿;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不仅是一项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决策影响力。
    
    是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五日),盛宣怀提出第一道正式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附片《请设银行片》,纵论练兵、理财、育才三大要务。
    
    其中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银行。
    
    他对中国自办银行的意义有清晰的认识:首先,自办银行具有融资功能,以支持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注入大笔资金的需要,使现代金融为发展国家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所以,“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其二,避免被外资银行所绑架。他说,“银行尤为诸务枢纽。开关互市,岂有聚吾国商民之财付诸英、德、法各银行之手,而自己毫不为之料理,尚自诩足国足民,有是理乎!”“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再者,筹集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可在政府举借公债之外,提供新的民间投资渠道,契合古人藏富于民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欲富民必自银行始”。
    
    1896年12月7日,清帝批准“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1897年2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盛宣怀主持拟就中国通商银行章程22条稿。5月27日(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注册资本35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从户部借款,其余由各路华人投资,包括盛氏控制的新兴工业如轮船招商局之类企业认购。这是一家模仿西方银行结构组建,官督商办,华人自主经营的新型金融机构,标志着中国现代金融业从此发轫。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后,不到一年,就开设了一批分行,方便了工商, 达到了官商两利,产生了可观效益。据 1899 年的统计,银行每半年结一次帐,除一切开销外, 还可发给股东红利 40 万两,上缴户部税利 10 万两。
    
    当然,银行的开张,盛宣怀必须贿赂大太监李莲英,积极利用自己和帝师翁同龢的老乡关系。开办之后更非一帆风顺。干预和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列强外商势力,例如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海关总税务司,阻扰通商银行获得海关税收的存汇权,并与汇丰银行联合反对中国通商银行发行国债,最后由赫德一手促成“英德续借款”取而代之;至此,盛宣怀试图从外债入手开拓银行业务的计划宣告失败。二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实力,嫉恨者有之,争利权者亦有之;特别是袁世凯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就先后从盛宣怀手中将招商局和电报局夺走,并限制、排挤通商银行。但是更多变故还在后头。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間),发生了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维新派遭受血腥镇压,光绪帝从此软禁瀛台,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帝国上空阴云密布。
    
    1899年10月6日(九月初二日),盛宣怀在慈禧召见的75分钟里,对于当时开展工作的困难,直言反映了臣下的活思想:“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识各有不同。大概心中总有六个字毛病。” 慈禧问:“哪六个字毛病?” 奏对:“总说是:办不动,来不及。” 慈禧反诘:“这句话只可上头说,他们如何可存此见解?”盛宣怀答得好:“臣想“办不动”,亦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这就同当年孔夫子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相仿佛了。
    
    1900年义和团事件轰然而起。 6月21日,清政府发布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指责西方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自信“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劫后余生的中国,背负起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巨额赔款,重压之下又将如何艰难举步?
    
    八国联军期间,盛宣怀等倡“东南互保”之议。后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说“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因此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战后清廷更加器重盛宣怀。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晚清后期,洋务运动的重大事件可说几乎集中体现在了盛宣怀一人身上。
    
    此时大清国运已“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积劳成疾、深感孤独的盛氏、唯在排挤挫折纷至沓来、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益发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中,力挽狂澜于既倒。
    
    图1 邮传大臣盛宣怀
    洋务金融风月宝鉴---回眸盛宣怀晚清旧事/庞忠甲


    
    盛宣怀独特的奋斗生涯中,拥有自己可以信赖的得力团队。
    
    1908年8月25日(七月二十九日),盛宣怀时任邮传部右侍郎,请假两月赴日本考察制铁和银行所以资借鉴,并就医治病(久患痰喘)。
    
    1908年9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七日)下午三时半,盛宣怀一行登美轮“高丽号”赴日,除了夫人和女儿、女婿等至亲,同行团队中人,唯庞仲雅和洋员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籍顾问);两人同龄,都是与盛氏贯彻始终的得力幕僚。
    
    庞仲雅乃吾先大祖父,名兴诗,字仲雅,号且庵,官名钟璘(1866-1943)。(家父系小祖父兴让公所生,因大祖父未生男嗣而兄弟两房兼祧。)
    
    盛宣怀《东游日记》载,9月14日(八月十九日),午餐与庞仲雅等谈及日本币制。近悉日本纯用纸币(满一元即用纸币),银角为辅助币,其纸币归日银行本一家统出,该行亦为商股开设,不过国家纳有股份,而行中总裁须由国家特派,每星期刊表一纸,将行中存现若干,出币若干,何项不足,以何项作抵,条分缕析,颁示于众,俾通国皆知,盖一则昭大信,一则立宪之国,国家财政议院有监察之任,固须与众共之也。
    
    盛氏筹建中国通商银行之际,大祖父年未弱冠,此时已逾而立,不仅参与货币金融深化改革事宜,而且全面襄助洋务新政;经办京城各处电报案、跸路电线全工告竣案、开浚山东小清河工案、顺直江浙皖鄂鲁湖豫川陕等省义赈案等;历充天津海关、税局,商约大臣专员,度制部币制局,邮传部电政总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轮船招商局,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华洋义赈会、上海广仁善堂等机构要职;奏保县丞、知县行在、直隶州知州,奏奖知府,奏奖花翎三品衔,覃恩加请三代正二品封典;诰授资政大夫三等宝光嘉禾章。
    
    盛氏将其弟盐提举衔湖北知县寅怀公长女,许配大祖父,诰封夫人。盛宣怀在给大祖父的函件中以“坦台”相称,当出自“坦腹东床”的典故,是对婿辈的专属称谓了。
    
    先小祖父兴让公,字叔谦,为吴门著名画家,在洋务运动中,曾历充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临城,河南武安等处电报局总办;以及汉冶萍公司要职。诰授奉直大夫,六等嘉禾章。
    
    图2 庞仲雅手书《愚斋宫保行述原本》封面,上为吕景端(字幼舲 号蛰盦,又号乐禅,江苏人,光绪时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题字
    洋务金融风月宝鉴---回眸盛宣怀晚清旧事/庞忠甲


    图3 庞仲雅手书《愚斋宫保行述原本》首页
    洋务金融风月宝鉴---回眸盛宣怀晚清旧事/庞忠甲


    《东游日记》记载了盛氏一行在短暂驻日期间,关切与思考立宪、工业和货币金融等问题,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经验。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清廷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当时发行的纸币是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
    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信用纸币,可与外商银行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
    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停业,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1905年以后,由于铁路外债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该行业务开始全面好转。存款主要来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和铁路外债存款,贷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该行支持国营企业,放贷给清政府兴办近代工业,对华资私营工业企业起到了扶助作用。辛亥革命前夕,该行资金实力远远超过传统钱庄,可用的资金已高达1000万两。
    
    1905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1日起,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光绪三十三年(1906)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随着立宪运动兴起,盛宣怀进一步认为建立中央银行是健全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举,特别在货币发行等方面,即所谓“齐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银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银行,它是“握全国金融之机关”,“将来新币均需发交中央银行,再行分给各处官商使用,纸币亦然,是国内之出入财政,皆属该银行特权”。他明确要求,“中央银行本不当以零星放账为能事,转与商民争利,要在代任国库之出纳,扩张各公司各银行之资力,尤要在司理画一圜法之关键,流通纸币之兑换及其推广也。国内公债票之收发,皆当为之提倡,收其效验。故中央银行之建设,当集各国精华为吾一国之取法也,庶成效广而利益多。”
    
    《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改变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
    
    1909年4月(闰二月),宣统元年,盛宣怀上《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一折,附陈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主办等条议。其中对于已由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如何强化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奏折以为,立宪最重理财,拟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以裕财政。币制欲求划一。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
    
    其中奏称:“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医,便道考察厂矿,得唔伊藤博文、松方正义桂太郎及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松尾臣善、高桥是清,造币局长长谷川为治等,研求币政。伊藤谓:立宪必先清厘财政,并将明治创立宪法大端告臣。松方谓:财政必先整齐币制,并将明治改良国币办法告臣。及臣往视日本银行,则松尾、高桥语臣以开办银行宗旨。又往视造币局则长谷川语臣以扩充造币。通计大抵日本集各国成法,参酌本国情形,运用新机,汇成币制;其要在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综览全纲,乃如一串散珠有所归束。
    
    “查日本地狭民贫,而上年国入增至六万一千万金元之巨,海陆军得以毕举,其收效之处,全在理财得其要领。我中国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过一万万,民犹以为困。倘能参酌其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此其千端万绪,非一朝夕所能尽言也。
    
    “夫齐其末必须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银行,何以备悉商情,操纵国币。从前我国所造龙元,未足抵制墨银,继造铜元,转以加增民困,皆官自为之,与商民隔膜,则不归银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币制亦多制肘,及松方正义,采取德比二国良法,创立日本银行,又复讨求本国利弊,每颁一制,必先调查,各抒所见,择要而行,故能毫无扞格。盖欲使全国通行,永远不改,亦非数行诏令所能强政也。
    
    “臣东游为时甚暂,然于银行币制两端颇为加意,并携回书籍,研究数月,撮其大要,益觉使民信用,必当有中央操纵之权,方能收四海翕从之效。不揣冒昧,谨以币制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清单二件,又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汇录清单一件,恭呈御览。可否仰祈饬下度支部会同政务处、资政院再行筹议,如蒙俯采刍荛,议有端绪,即由度支部暂设调查局知会各衙门、各学会,分递意见书,一面电知督抚,派令各该处商会,公举熟悉商情员董,克期赴局集议,不厌求详,若再延聘东西洋有阅历之财政员各一员,以备顾问,更有实在考证。总期兴利除弊,一定不移,诏令所颁,永无反汗,夫而后币制克日定西新,财政次第推行,非特于立宪大有裨助,即海陆军亦不难筹款举办矣。
    
    “再,厘财政,固须集诸国所长,尤宜以一国为模范,除此次觅得明治财政全史,在沪设局赶紧翻译,一俟成书,另行进呈外,所有日本币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银行条例定款,造币局规则,以及各国现行金银铜币式样,敬谨装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备查考。臣为整齐币制与推广银行,必须互相为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详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元年(1909),大清银行鉴于宋、元、明各朝纸币泛滥,致失信用的历史教训,重视充实发行准备的基础工作,规定以九成现银为纸币发行准备。翌年,度支部又规定“大清银行应照发行纸币数目,常时存储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亦须有确实之有价证券为准备“。
    
    这时中国金融业经历从无到有、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而金融的力量,也渐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清廷在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请愿压力下,1910年11月14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5年。1911年 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新内阁成立,共13名阁员,满族占9席,其中7名为皇族,汉族阁员有徐世昌、盛宣怀、梁敦彦和唐景崇四人。立时舆论哗然,讥责为“皇族内阁”。
    
    当时大清帝国国势日蹙,疆土已为列强割据势力范围,垄断政治权力的特权统治阶层,却日益贪渎腐败;社会不公,民生淍疲、贫富差别、愈演愈烈;革命力量风起云涌,帮会势力四处伸展,整个国家已成为危险的火药桶。
    
    皇族内阁可说是皇族自我孤立,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满洲皇族借立宪之名,却想把大权集中到手中去,不仅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皇族与官僚阶层的矛盾也扩大了,乃致反清情绪全面升温。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第一项新政是“铁路国有”政策,恰似自我点燃了导火线。
    
    1911年1月,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5月份成为内阁阁员,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新高峰。盛宣怀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罪人,而且还是栽在了金融上面。
    
    19世纪中叶以还,世界各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为了发展中国铁路,1896年9月成立铁路总公司,盛宣怀出任督办。上任后第一份奏章就是请求把“轨由厂出”定为国家政策,而且主张商办铁路。但修筑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当时还是决定向外商借款,条件虽然苛刻,但比入股导致主权外落要强。从1896年到1906年,盛氏作为铁路督办大臣经营9年,先后引进外资1.8亿余两。修铁路2100多公里,可称高效快捷,是此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气氛高涨,“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渐成官民共识。1903年12月,清廷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50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次年1月,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几乎让四川全民都参与了铁路投资。
    
    “中国处于长期与外世隔绝、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要通过商办方式独立建造遍及全国各地的数以万里计的铁路决非易事。”(肖功秦《重新认识保路运动》)商办路政实际情况一团混乱,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主管贪腐成风,不仅脱离了官方的监控,而且脱离了股东会的监控,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商股被贪墨一尽,致使旧股不能还,新股不能招。各省铁路老板成天将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挂在嘴边,但“利权”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多被“爱国者”中途截留了。
    
    四川情形更为糟糕,“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此外,省与省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各自为政,清政府因此认定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实际到位仅1310万两。铁路估算里程为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此外,不少地方自办铁路技术标准与其它地方不统一,而且一开始就不打算与其它地方铁路联网,完全自娱自乐,自弹自唱,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不能实现。
    
    清政府两难之际,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15次调查之后,终于决定铁路收归国有,重回借外款修路的旧道。以为此举减轻农民负担,应该得到农民的拥护,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向外国借款的方式继续修路,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见效比较快,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各地绅商兴办实业,都大有好处。
    
    新内阁成立伊始,即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但各支线仍可民间商办。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火种因此点燃,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
    
    收归国有的铁路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从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和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涉及川、鄂、湘、粤四省。盛宣怀起初没有给出具体的补偿办法,只是要求相关地方督抚查账。国家是赎买还是强收?督抚们不得而知。盛宣怀扣住底牌,等对方出价。
    
    消息传出,有关各省群情愤懑。后经讨价还价,鄂、湘、粤三省保路风潮暂告平息,但四川的情况相当复杂,盛宣怀决定区别对待。
    
    川汉铁路公司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公司“不招外股,不借外债”,资金来自4个途径:政府投资、商人投资、抽租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摊派在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当时规定,全省农户凡年收租十石(每石120斤)粮食以上者,按其当年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租股最小面额的股票是50两,绝大多数农民无力交付,铁路公司则先开收据,等他们逐年交纳凑足50两后再凭收据换股票,因此,一般百姓手里其实连一张股票都没有。所谓租股,虽说也分红利,实际上红利全部到了租股的收取机构官府手里。
    
    川汉铁路的股金中,租股占了大头。截止1910年底,公司收入股金1198万两,其中,政府投资只有23万两左右,商人投资 245万两,而租股928万两,约占总股本的77%。虽说很多百姓还见不到红利,但名义上这条铁路归全体川人,这是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群众基础强大,如火如荼而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盛宣怀表示,川汉铁路公司经营不善,已亏300多万,政府不负责;以“租股”为主的股金应转为国家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尚余700万两现银,即行收归政府。
    
    此举不仅激怒了地方官绅利益集团,广大租股股民大众虽然尚未获得实利,也极度反感朝廷,以为不仅夺路,还要谋财,岂有此理!
    
    火上加油的是,6月13日,款额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合同消息传到成都,怒斥盛宣怀之声立即响彻蜀中大地。《蜀报》上登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清政府决定铁路干线建设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但苦于囊中羞涩,盛宣怀不得不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的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相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3年内就能全线接通,10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平等的借款协议,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反清革命运动联袂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和邮传部的代名词。
    
    盛宣怀办理洋务虽然功勋卓著,但他在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私利。时在大清国,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近水楼台的盛宣怀,已成为一代首富,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经元善评价)。此时人们纷纷质疑盛宣怀出于贪心,不惜卖国害民。
    
    而且,盛宣怀代表清廷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竟然没有执行立宪后应有的“法律程序”。《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民间激愤形诸言表:“新内阁之蛮野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远不置立宪二字以齿牙。如尚欲据宪法数十条文,以苏吾国而活吾民也,则惟据死力争。”
    
    不久,四川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地区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上奏摄政王载沣,同意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了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10月10日,上谕同意盛宣怀的这套方案。但是,就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多省响应,纷纷宣布光复。
    
    清廷为了救亡图存,11 月 3 日资政院急忙拟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由皇帝同日颁行。其主要内容是对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重要修改,从原来类似德、日两国的君权为主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为类似英国的议会权力较大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惜迟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大半个月才抛出来,只能是一则可悲的黑色笑话了。
    
    盛宣怀为了应付革命,把袁世凯推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尘埃。
    
    盛宣怀沦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杀盛宣怀以谢天下”的风声中,资政院弹劾盛宣怀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其后3天,在美、日外交官员的保护下,盛宣怀逃亡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代表告知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九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宣怀为总理和董事长; 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宣怀为副会长。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於上海。
    
    民国时期,大祖父仲雅公定居上海,继续任职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和广仁善堂等机构。大祖父谢世后,时值上海沦陷,广仁善堂经费不继,最后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修德里我家旧居客厅,由家父励初公主持维持济贫施诊业务,直至最终结束使命。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说: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惑,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都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念祖怀旧,除了“发思古幽情”,无非宝鉴今世缘了。
    
    如果我们确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具有指导意义,相信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经济,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为保障,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甚至沦为“一切皆空”。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其“脱亚入欧”,全面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精华,既变“体”又变“用”。而清政府洋务运动不成正果,在于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变“用”而不变“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大清国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通过行政保护,财政补贴,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衙门式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腐败丛生。不仅官办官营如此,所谓大型民办企业,多以权贵官商为背景,劣迹不遑多让。洋务运动的实践证明,固守“中学为体”,在不触动专制制度和愚民伪儒文化体系的前提下,不仅无望发挥中国人的创造性能力,甚至不可能持之以久。
    
    上文以盛宣怀为主线,回眸晚清后期引进西方科技,致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并且十分重视货币金融的控制作用;结果不足以造就真性的民富国强,也挽救不了清朝没落的厄运。成为莫大讽刺的是,恰恰就是盛氏为国家铁路财政殚精竭虑、身体力行的金融大方略,其合理性至今仍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加上信息不对称和法律程序缺失,迅速演变成了一剂倾覆两百七十六年偌大王朝的自我毁灭致命毒药;多难的中华民族仍将在战乱和失落的漫长悲情岁月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民族,这样的前鉴都确凿无疑,屡见不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谁控制货币(金融),就能控制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但是,这种控制力如何取得,如何发挥,孰正孰负,究竟造福为祸呢?
    
    表过晚清故事,放眼今日世界。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昭示了货币控制作用的两面性,也就是说,金融的伟力,可以造福人类,也会成为另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曾经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但是霸权的自私特性,以及过度金融化失控,终于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灾难,并正在沿着不可持续的路向,酝酿着更加可怕的货币总危机;如果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革,整个人类大家庭将为之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与国际社会政治格局演进相配套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具备“权力制衡”功能的“一超多极”局面大背景下,一个能够与各国主权货币并行不悖,“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并且具有法定地位的统一超主权世界货币方才可能登临历史舞台。
    
    盛宣怀“办不动,来不及”的六字真言成了清朝宿命的籖语。在后工业化信息时代的现代世界,这种悲剧依然非常容易反复重现;除非在危机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危机既临之际“与时间赛跑”。
    
    
    2012年7月5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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