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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红卫兵忏悔:举报母亲反革命致其被枪决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07日 转载)
    来源:万维读者网 
    
    当年听到母亲“反动言论”后举报,母亲被枪决;几十年来内心煎熬,寻求救赎之路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昔日红卫兵忏悔:举报母亲反革命致其被枪决
    昔日红卫兵忏悔:举报母亲反革命致其被枪决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原标题: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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