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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三下狠手 邓力群一蹶不振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18日 转载)
     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两大势力激烈交锋,赵紫阳邓力群作为邓、陈两派的代表更是明争暗斗。党内左派势力趁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改革开放行将夭折之际,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试图扭转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在其文章《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中揭秘中共十三大前夕高层内部的巨变。本文为节选。
    
     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邓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赵莫属。但是,当时中共内部的政治格局中,还有另外一派与邓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邓陈矛盾由来已久,虽然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是陈派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他们属意的总书记是邓力群。

    
    那段时间,政治老人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处活动,到处打招呼,拉赞助,提出要邓力群在十三大上做总书记。甚至当着赵紫阳的面,他就直接说,你最好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赵紫阳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
    
    赵紫阳这话说得不错。当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能成为改革开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赵紫阳了。自他在1987年1月担任了代理总书记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场合,给这场反“自由化”划框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为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左派们的新的政治对手。在左派们的打压面前,虽然赵紫阳独木难支,不得不暂时退却,在一些场合也讲一些反“自由化”的话,但是他讲的目的,在于限制。1987年的“5·13”讲话,就是他这种“跪着造反”的典型范例。
    
    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种政治高压下,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为什么还能如此大胆,敢于顶着这场政治风暴,公开地和左派们寸土必争?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另方面,也来自他对邓小平立场和态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文前面已经谈到过邓小平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缺一不可的基本观点。赵紫阳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敢于顶风大讲改革开放,敢于用改革开放来限制反“自由化”。
    
    从邓小平方面来说,他之所以要支持赵紫阳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样如此。在赵紫阳发表“5·13”讲话的20多年后,鲍彤在回忆到这个讲话时,就邓小平为什么要支持赵紫阳阻击反“自由化”,有过一段分析,笔者认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说:“就邓小平的脑子里面的想法来说,老百姓死路一条就是共产党死路一条。老百姓死路一条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对邓小平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最使他思想上震动的问题是共产党会死路一条。碰到两个问题冲突的时候他最坚持什么?他最后要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当四项基本原则要把改革搞掉的时候,他又认为不行了,还是要搞改革。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真正要搞‘两个基本点’的。他为什么同意紫阳作5·13讲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后再继续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阳说的,如果现在大气候变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再继续反下去,那就要影响你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了。10月份就要开始十三大,当时已经是5月份,离10月份只有5个月了,再搞下去,十三大还能开成一个什么会?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会了?共产党历来的说法,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可反自由化能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所以当紫阳提出,要把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立刻就同意了,这才有了紫阳在‘5·13’那扭转乾坤的一举。”
    
    在赵紫阳“5·13”讲话前后,中央高层在所谓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各种争论。比如5月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在教委准备的文件中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改革开放。薄一波提出,还要讲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要培养掌握两个基本点的人。赵紫阳支持这个意见,他说,现在就是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做思想工作,过去是温室,现在是开放,教育出来的人,如果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在温室里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要培养学生有识别与免疫的能力。另外,教委的文件还强调,要在高等学校中加强党的领导。赵紫阳说,作为方向,还是要实行校长负责制,确切的说,要教育家治校,要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概念,要向社会主义企业家一样,教育家治校,实行全面领导,包括思想工作。
    
    5月1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研究薄一波在26日全国整党会议上讲话稿。这个讲话稿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谈话,说整党中要反右。赵紫阳批评说,引小平的话要引全义,小平同志还讲了反左嘛。报告后面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各项政策的基础,赵紫阳澄清说,我没有讲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内外各项政策的基础。小平同志讲这个话也是在讲到四项基本原则时讲的,小平同志也主张,改革是我们各项政策的基础,要说基础,两个基本点都是基础。现在确实有人贬低改革、开了会,说两个基本点有纲有目。赵紫阳强调,两个基本点不能说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政策。
    
    报告中讲到,要培养骨干,建立一支理论队伍。对此,赵紫阳说,我们要用三中全会路线来衡量人,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要根据两个基本点工作,选拔干部、纪律检查都要掌握两个基本点,党的建设要掌握党的路线。
    
    报告提出,干部选拔有三条标准,忠诚党的方针政策,文革中没有问题,作风公道正派。赵紫阳则提出,要有政绩的原则,革命化就是实行三中全会路线,政绩就是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有没有成绩,没有政绩,靠它没饭吃,要选拔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有成绩的,有了成绩,群众才认,才承认。后来,鲍彤把这些思想总结为选择干部的三条原则,即公开原则、民主原则、政绩原则。
    
    1987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得到了扼制,整个党内和社会上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向改革开放方面扭转。7月1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召开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的左派势力们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他们企图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回忆过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给赵紫阳转来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赵紫阳明白,反“自由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完。这些左派们还不甘心,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央关于反“自由化”开始转入正面教育的决定,而是在窥探时机,时刻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7月11日,赵紫阳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赵紫阳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赵紫阳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赵紫阳知道,中宣部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解决党的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使反劲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为此,在那几个月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接管。
    
    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赵紫阳认为,如果让邓力群继续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要改变当时宣传舆论方面的不利局面,必须果断地改变邓力群在书记处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分工。
    
    早在1987年3月间,赵紫阳就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的理由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增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陈云那里,陈表示不同意,认为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赵的意见。
    
    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认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像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李锐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李锐亲自把这封信送给鲍彤转给了赵紫阳。李锐在信中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阅后划了个圈,批了三条:一、旧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传;三、可做政治局(候补)[①]。胡启立后来向李锐传达了邓小平这个批示,但只传达了前两条。
    
    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邓小平对邓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担心邓力群利用手中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权力,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李锐信上的批示被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对邓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语中都说邓力群的好话,李先念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便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们那里通过了。
    
    后来鲍彤对这件事情有过一段回忆,他说,7月7日邓小平会见中央五人小组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启立告诉我:‘小平说,以后宣传工作,不要邓力群管了,由启立管。’他说:‘我一个人怎么管啊?我要成立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于是,胡启立就提了个名单,他说:‘我要找两个人帮忙,一个是鲍彤,一个是陈俊生,这两个人是帮得上忙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陈俊生、王忍之、温家宝、钱李仁等。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第二,撤消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他们是邓力群手下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并就此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市发了通知。哪知道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发牢骚,陈云震怒,给胡耀邦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结果,书记处的决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一年前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这次还要做。赵紫阳认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以后,由他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应该撤销。树虽未倒,猢狲先散,这样可以使其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为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建议,理由是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起决策作用,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办事机构,其下面不宜再设一个政策研究部门。邓小平表示支持。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中央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邓力群不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决定。赵紫阳建议,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大家也表示同意。会议还决定,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小平在会上还说,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对研究室的骨干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个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胡耀邦出于保护干部的好心,保他过了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时更是一马争先。《红旗》杂志的撤销,笔者没有查到中央的具体决策过程。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邓小平提出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的,邓表示支持。
    
    《红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1988年1月5日,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以高扬、周杰和苏星的名义报中央书记处。12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到杂志社讲了一次话,他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后来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而他的政治对手邓力群则在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不但失去了进入政治局的资格,而且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再度落选,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是无法取胜的。他胜就胜在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虽然在20个月以后,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仍然不免与邓小平摊牌,成为党内保守势力打击下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他在1987年一力扭转反“自由化”的狂澜,为中共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仍然不失为中共党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应当被岁月所磨灭。
    
    注释:
    
    ① 意即可在十三大上让邓力群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多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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