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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四川大饥荒人吃人:有人家中发现63具头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1日 转载)
    来源:龙门阵
    
    核心提示: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1936年四川大饥荒人吃人:有人家中发现63具头骨


    
    
    大灾震惊国内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金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事实上,那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非这篇报道所能反映!
    
    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人吃人真况实录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可怜的政府赈灾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刘湘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早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就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90%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等报纸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无数饥民被逼迫为匪为盗。稍有钱粮的人户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旺苍县何家垭有户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刘湘瞪大眼睛呆呆地听着,一筹莫展。甘绩镛接着说:“《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了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甘绩镛接着说:“还有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也大为恼怒:“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哟?死了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对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了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1万元;如按受灾人口3000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4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哟,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个铲铲!”
    
    各地纷纷“拜神祈雨”
    
    为了求雨减灾,刘湘亲自到重庆请江湖术士“刘神仙”(刘从云)帮忙:“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神仙”说:“请将军于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刘神仙”选定时日,身着道袍、披发仗剑装神弄鬼。按“刘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水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然而却滴雨求见。
    
    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川川”
    
    宜宾专员冷寅东见许多人吃白善泥充饥,就请某大学鉴定。上海某科学家回信称:白善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寅东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灾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有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学某教授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给刘湘。刘湘便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头,怪闻不绝。明眼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改变四川的灾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国”为何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之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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