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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改变“大气候”的“5.13讲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10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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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上半年,邓力群和他的部下借反自由化这股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即1月28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将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 月6 日到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 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没有查到资料。据笔者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看到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等人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吴稼祥先生在他的《中南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在1987年5月4日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邓力群集团近来越来越放肆,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赵紫阳。邓力群本人散布说,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王忍之说,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他们在在河北琢县开了个秘密文艺座谈会,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对中央4号文件,人们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批人了。还说,在春节前,听到这句话(指紫阳在怀仁堂的讲话),就可以回家过年了。看来,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姚雪垠(左派作家)更露骨地驳斥赵紫阳的一个论点说,清污不存在扩大化问题。姚还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这几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最严重的。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一直在做梦,现在,恶梦破了。听说卢之超在整理赵紫阳的材料。邓力群大批判组的成员段若飞兴奋地对书记处研究室的人说,邓力群当总书记在中央呼声最高。”(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六部分,第二十七节)
    
    吴稼祥还记载了一件事。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了,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因为他知道,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且有扩大化的这种趋势,赵紫阳、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五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等。(以上左派们在反自由化中提出的观点,还可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0-211页)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也许,在邓的概念里,胡的下台是1986年底那几天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他才说是“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不久前还支持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此时却改变了态度,支持赵紫阳的意见,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也并不奇怪。按照赵紫阳、鲍彤的总结,邓小平的思想是“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毛时代旧有的,并不是邓小平的新东西。邓认为,只有改革开放,那才是他的新东西。当邓听到他的“新东西”已经被“旧东西”压制,邓力群等人的“大批判”甚至批到了他的头上,十三大也因此可能改变方向,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当赵紫阳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同意了。
    
    4月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黄海、张伟和笔者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指在1987年3月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纲目论”,对“两个基本点”表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那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这几位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政改办的成员,来政改办前原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此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乎全部到会。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非常精彩,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讲话。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还带有许多党文化的理论色彩,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进一步巩固了赵紫阳的政治地位。后来这篇讲话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
    
    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也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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