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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认为苏联比日本更危险?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25日 转载)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谌旭彬
    

    摘要:在日记里,蒋介石对苏联的情感,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
    
    本文系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坚忍》第四集《苏援》之文字稿
    
    敌友之辨:“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1、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所储备的枪械、子弹,只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心急如焚的国民政府,多次向英、美列强求援,均未能得到积极响应。惟有苏联,应国民政府所求,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与物资援助。仅在1937年8月27日,苏联就一次性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法币的军事物资。1938年,苏联又应邀向中国派出3000多名军事顾问,并派遣苏联空军,以“志愿航空大队”的名义,直接参与中国的对日作战。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共计向中国提供了1235架飞机、1600门各式口径的火炮、1850辆汽车和拖拉机、1.4万余挺机枪、5万余支步枪、1.8亿发子弹以及200多万枚炮弹。为了运输这些军火,苏联还帮助中国修建了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开辟了从阿拉木图到兰州的航空线。①
    
    可以说,在抗战初期,苏联是惟一一个,愿意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有效援助的国家。在公开场合,从1937年至1940年,蒋介石曾多次高度赞誉苏联对中国的慷慨援助。譬如,1939年6月22日,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国与日本开战已两年有余。得益于您领导下的全体苏联军民的深情厚谊和给予我们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我们才把漫长的解放战争坚持打了下来,为此我们对您深表感激。”②
    
    但在日记这个私人空间里,蒋介石对苏联的情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1937年12月4日,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1938年的元旦,他甚至在日记中,将苏联看成了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写下了“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这样的文字。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想?
    
    2、
    
    蒋介石的这种想法,与苏联当时的远东政策密切相关。自近代以来,俄国积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苏联成立后延续该政策,更积极地谋求在东北扶植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政权。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函,最能反映苏俄的这种野心。在密函里,斯大林指示: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推动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恢复。当时,国民政府的长远考虑是利用中苏关系制约日本的侵华步伐;现实考虑则是希望通过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阻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
    
    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一目的,苏联通过其在亚洲的共产国际情报网,了如指掌。1932年6月12日,斯大林接到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送呈的秘密报告。报告中说道:
    
    “我们认为,南京作出这一决定,基本上是因为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途径,目的在于制止我们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
    
    但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没有侵略苏联的能力,所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利用中国这种想要签约的心理,去刺激日本人,换取日本在远东向苏联做出妥协。所以,得到上述情报斯大林,迅速作出指示:
    
    “我们不应中断与中国人的谈判,而是相反,要继续并且拖延谈判,目的是以我们可能与中国人接近的前景吓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们急于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为使对日使刺激效果最大化,同时避免副作用,斯大林还特别指示,苏联报纸应该公开刊登中国代表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但消息必须简短。谈判中,对中国的签约要求,应该拖延;对中国代表,则应该保持高度礼遇,总之,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向日本。斯大林如此致电莫洛托夫等人:
    
    “我同意对待南京要克制,但是采取克制立场要做到不把南京人推到日本怀抱。这个问题和事关我们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一样,直接关系到日本进攻苏联的问题。如果日本靠了我们对待中国人的过分克制和失礼,把南京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与其建立统一战线,又争取到美国的中立,那么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将会加快并有恃无恐。所以,对待南京人以及美国人的克制,不应变成失礼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应使他们对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鉴于此,应该尽可能给王(注:王增思,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礼遇,温和相待,认真听取他的见解······第二,我们应该通过苏联与南京和美国接近的前景,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急于和苏联签订条约。因此,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王与科兹洛夫斯基会见的简短消息。”④
    
    换言之,苏联根本不想与中国签订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但在谈判中,又一直在用虚幻的希望在吊中国的胃口。
    
    3、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之间的这次外交博弈,斯大林所玩弄的手腕,让蒋介石印象相当深刻。最终,如斯大林所料,蒋介石别无选择,放弃了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无条件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而苏联,也完全不受约束地,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允许伪满在其境内设立领事馆。
    
    这种事实上的承认,正是莫洛托夫所谓的“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其目的,乃是故意示弱,以鼓励日本加速侵华步伐。中日矛盾越深,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安全,就越有保障。为达此目的,斯大林甚至不惜下令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为其扩大侵华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举措,蒋介石亦洞若观火,评价道:“这对于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
    
    但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小心翼翼地利用外交杠杆,维系中国朝野的抗日信心,以免国民政府走投无路对日妥协,然后与日本一道进攻苏联。所以,当日军将侵略的触角深入华北,打着“华北五省自治”的幌子,试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时,苏联远东政策的天平,就从鼓励日军侵华,转向了鼓励国民政府抗日。1935年7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苏联领事馆内部会议上,传达了斯大林的旨意:“日本已在华北为所欲为,而欧美的对日压力却今不如昔。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手段使中国民众理解:现在惟有借助苏联的力量才能救中国。”⑤
    
    一面刺激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刺激中国的抗日信心,斯大林的这种外交手段,不可谓不老
    
    夹在日、苏两国之间,国力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自然无力应对斯大林的算计。亲历其事的蒋介石,面对苏联援助时的复杂心情,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4、
    
    事实上,淞沪会战爆发后,斯大林仍在担忧中日之战有可能不会发展成全面战争——斯大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蒋介石确实在淞沪会战期间一度致力于寻求国际调停——为此他采取了两条策略。
    
    第一条策略,是在8月21日,淞沪会战爆发一周后,答应与国民政府签订此前迟迟不愿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如此,万一国民政府对抗战失去信心,转向对日妥协,这一条约可以约束中国,使其不得与日本一道共同进攻苏联。
    
    第二条策略,则是一面拒绝中方关于中苏结盟的要求,一面由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亲自出面,不断与驻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作深夜长谈,不断向其灌输信心,使其相信:一旦中国的对日作战进入生死关头,苏联将会直接参战。
    
    后一条策略的运作,尤其可见斯大林的精心。
    
    淞沪会战爆发后,原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执行两项秘密任务:1、促进苏联参战;2、向苏联请求武器与物资援助。
    
    在杨杰前往苏联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民国著名学者蒋廷黻,已奉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蒋廷黻在1937年4月份向外交部提供的报告中,明确判断,苏联决不可能主动参加对日作战。报告说道:
    
    “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动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⑥
    
    杨杰出使之际,中日两国在淞沪的激战刚刚开始。对苏联来说,当然是希望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最好发展成全面战争,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缓解日本关东军对苏联远东边境的压力和威胁。反之,如果仅限于局部冲突,转而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则是苏联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当杨杰率团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方极其热烈的欢迎,同时还被苏联当局告诫,此行所谈的事项,不必告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据杨杰日记:
    
    “蒋(廷黻)大使来访,据称:苏联在不参战条件下,愿亟力援助中国。欧洲形势,英法美对苏仍抱畏忌态度云云。蒋昧于大势,苏联方面对彼亦多疑虑,如斯人物折冲外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蒋今日拜会,性质似有侦探我此次来苏之内容。予以诚恳之态度,不落边际之语告之。苏联政府方面嘱予不必以所办之事告之,其用意如何,虽难揣测,但对蒋之情绪,完全表示一种不满,可以断言矣。”⑦
    
    蒋介石选择杨杰出使苏联,乃是寄望于其左倾的政治立场,能博得苏联之好感。同僚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则大都认为杨杰其人“夸大无实”。显然,从杨杰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苏联政府之所以不愿意让蒋廷黻参与到此次谈判中来,是因为苏联政府长期监视蒋廷黻,很清楚其政治见解已坚定认为苏联决不会主动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而苏联政府正计划画一张“苏联必定会出兵攻击日军”的大饼,来给中国充饥,来防范中国与日本停战妥协。蒋廷黻的介入,无疑会破坏这一“画饼”大计。
    
    5、
    
    如苏联人所愿,杨杰将驻苏大使蒋廷黻完全排斥在了谈判之外;同时,杨杰自己也完全坠入了苏联人设下的圈套。11月11日,杨杰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话,伏罗希洛夫告诉他:“苏联参战,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故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当晚,杨杰又与斯大林长谈达四个小时,斯大林告诉他:“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的时机”,但是,“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与日开战。”⑧
    
    杨杰兴致勃勃地将上述谈话的内容,迅速转达给了蒋介石。尽管蒋廷黻一再告诫,不可轻信杨杰的汇报,蒋介石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误导。11月30日,南京城沦陷在即,焦虑万分的蒋介石,亲自致电斯大林,以中国抗战已至生死关头为由,请求苏联兑现承诺,出兵攻击日本。蒋在电报里说:
    
    “伏罗希洛夫元帅转史太林先生:阅杨上将杰报告,及张委员冲面述,先生对华友爱之笃与关怀之切殊深感焉。中苏两大民族,本为东亚和平之两大柱石,不惟利害与共,休戚相关,而且暴日为共同唯一之敌也。中正屡蒙垂顾,当此存亡之交,故不辞冒昧,乃敢直言而道。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切盼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就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精神,皆维先生是赖也。迫切陈词,尚希垂查,盼复。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南京”⑨
    
    对于蒋介石的请求,苏联方面故意表现出一种“愤怒”,指责杨杰扭曲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的原意。12月4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声明:
    
    “苏联政府之方针: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是将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
    
    中国首都南京陷落在即,苏联已不必担忧中日冲突只是局部战争。斯大林这封电报,实际上等于明确告诉国民政府:只要日本不主动攻击苏联,苏联不会对日参战。至于此前与杨杰的多次谈话中所做的“承诺”,不过是杨杰的理解有误罢了。
    
    斯大林亲手制造了国民政府对“苏联出兵日本”的希望,也亲手断绝了这种希望。当然,来自苏联的武器和物资援助并没有就此断绝,而是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这些援助,是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国民政府也很清楚,这种援助背后,有着极为深邃的用心。这种用心,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已一再报告陈述:
    
    “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⑩
    
    如此,自不难理解蒋介石日记中的“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之语。中苏之间这种充满利益算计的合作,注定是脆弱而短暂的。当然,国与国之间,充满利益算计的合作,也注定是普遍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了援助中国的主要国家,国民政府也将在这场援助中,继续体验被大国作为棋子利用的痛苦。
    
    注释:
    
    ①苏联援华物资统计,有多种不同版本。此处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莫斯科1974年版)的数据。转引自:(俄)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P239。②蒋介石1939年6月22日给斯大林的信。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 总第17辑》。③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于索契。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87。④(俄)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P197-203。⑤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⑥蒋廷黻关于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底稿,1937年4月。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外交 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P1427。⑦杨杰日记,未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0一八,卷74。⑧《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P334-336。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 1917-1949》(中),中国党史出版社,2009,P82-83。⑩《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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