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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历程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0日 转载)
    
    
     1965年1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美军出兵南越。同年3月美国战斗部队开始登陆南越。

    
    在苏联看来,美国介入越战是美国的国策失误,“有限战争”政策更是美国的军事错误,这两个错误将导致美国陷入衰落。美国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维持南越局面,还在南越损失了许多美国士兵的生命。越共游击战则以柬埔寨为庇护地,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美国若长期陷于越战的损耗之中,将会引起美国的国力衰退和人民厌战,接下来可能造成两种远期后果:其一是当美国国力衰退至某一程度时,便无法再支援南越,而南越一旦失去美国支援,必定很快陷落;其二是一旦美国国力落后于苏联阵营时,美国将失去海外基地而退回本土。
    
    因此苏联的策略是借越南战争拖住和消耗美国,苏联只需以少量投入来援助北越,即可奏效。1964年11月27日,刚上台的苏联新领导层发出了“愿意向北越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声明,并在1965年春初步援助河内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几个月后又增加援助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从1965年5月起中国对北越的“援助”数量突然暴增,其国内也展开“支援越南”的狂热表演:中国当局连续在全国组织了总数超过10亿人次的“抗美援越”示威,展示给河内看。
    
    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是美苏双雄对峙。就军事和经济的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于美国或苏联构成威胁。中国很是古怪,虽然在实力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很微薄,却喜欢劳民伤财,折腾滋事,引起周边国家的敌意,却又很惧怕被“包围”,于是就采取各种手段想打破“包围圈”。北京“援越”目的与河内的战争目的并不一致。这对于苏联是一个极好的插手契机。俄国人精于地缘政治,它的战略专家解释俄国对中国的传统策略是:“俄罗斯的上策在于引导中共向南面(注:即东南亚)扩张,使其丧失对北面和西面(注:即苏联)的注意力”。苏联的圈套是:诱导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南亚,通过“援越竞争”来消耗中国的有限国力,再通过越共利用中国国力去消耗美国的国力。事实将证明,在1965-1975的十年里,苏联的这个圈套是成功的。
    
    从1965年春起莫斯科开始大量援助河内。而中共也开启了失去唯一盟友北越的过程。苏联的军火援助,包括足够组建四个坦克师的重型坦克、装备多个机械化师的新型装甲车、上万门多管速射火箭炮和重型大炮──苏制150MM加农炮的射程可达30公里,令中国大炮望尘莫及。苏联的援助还有当时非常先进的米格-21、米格-17等战斗机,苏联一次就给了北越24架。这些都是北越热切盼望的东西,中共则没有类似的东西来竞争。苏联的援助大幅增长了北越的军事实力,北越有了正规的坦克装甲兵团和空军,还有了先进的防空导弹网络,装备SAM-II型和SAM-III型导弹系统320多套。当苏联导弹参加北越防空战斗的第一天,无敌的美军B-52重型轰炸机被击落了7架,此后B-52便逐渐退出了越南战场。苏联的防空导弹担负着北越的主要防空任务,而中国落后的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无可奈何于美军机群,中国防空部队几乎没有击落过美机。中共第54军高炮连指挥员回忆在北越参战情况:“美军飞机飞得很高,在地面根本看不见也听不到声音。我们高炮连被分配了一片天空,上级来电话叫打,就朝那片天空盲目开炮,轰了一天,连美军飞机的影子也没看到。”此后在河内的要求下,中国防空部队分批撤出北越,至1969年4月全部撤毕。
    
    北越更大规模地派遣部队渗入南越。美军的防御行动被迫扩大,增派美军到南越。西方“左派”的反战鼓噪也就同步增强。苏联在有效地消耗美国,北越与苏联的关系在迅速走向密切。而北京显然认为苏联是在与中国争夺河内。周恩来告诉北越领导人:“我总担心站在我们之间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北越“和美国打仗”是需要靠大规模战役赢得胜利而不能靠游击战,所以北越渴望得到苏联的重型武器。因为地理上的原因,苏联集团的援越物资需要从陆路过境中国。而中国总是加以阻挠。1967年4月范文同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向周恩来表示不满。这些,促使北越认定中共在事实上以阻挠为筹码企图控制北越向中共就范。北越因而怀恨,为苏联所乐见。
    
    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无法与苏联竞争。中共不免焦躁,对北越采取了逼迫方式以求速胜。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在北京与黎笋会谈,邓小平咄咄逼人地指责黎笋:“为什么你们害怕惹恼苏联?那么惹恼中国呢?我要坦率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觉。毛主席曾批评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毛主席是有远见的。现在我们有13万部队在你们国家里。我们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后备支援)。我们还讨论了战争爆发时中国参战的可能性。由于我们的热心,你们怀疑我们了吧?”接着,邓小平威胁道:“你们方面有些人要利用这类事情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制造分裂。我直言相告,现在中越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另有企图吧?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立即撤回我们的部队,沿边界部署的(中国)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黎笋性格顽强,他不象范文同那样沉着冷漠。他反驳道:“困难在于我们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苏联援助是真诚的,因此我们既不谈苏联是否会出卖越南,也不在苏联援越物资运输的问题上指责中国。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判苏联。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北越,而我们不这么认为。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个评判之中。今天我要说,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像越南这样的小国,非常需要国际援助。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少流许多血。我们仍将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越南南方的发展进程就是推迟个三、四十年也没关系。”在此,黎笋几乎在直接告诉中共:即使北越不能赢得越战,河内也不会向中共就范。
    
    在越共中央,阮志清大将尤为反感:“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河内多次提醒北京,援越应该是中共的旧债今偿,北越是理所应得。例如在1965年10月范文同向毛泽东重提旧事:“奠边府之战只解放了我们的一半国土”;1968年10月17日黎德寿指斥陈毅,“那时(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我们从越南南方撤到了北方,听任南方同志们被杀害,都是因为我们错误听取了你们的劝告。”北越对中共的不满发展到渐行渐离,表面上仍然搞平衡,尽力避免矛盾激化而影响到中苏两国对北越的援助竞赛。
    
    黎笋说:“尽管越南与中苏两国都保持了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越战局势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对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事。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他们把情况弄得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对我说:‘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人民币),但你们不可以再接受苏联方面的任何援助。’我不能容忍,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共产党)阵营保持团结一致。’”
    
    1962年夏,胡志明要求北京援助“南方越共”,中共一次就提供了各种枪械9万件。1963年中国经济状态开始好转,周恩来准确解读毛氏“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并倾力执行,他反复宣称“(援助北越)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而刘少奇的温和外交路线被排斥了。
    
    1968年,越南战争出现了一个战役高潮。在1968年之前,越共在战场上对付美军的策略是以游击战进行战略消耗。美军一直找不到打击越共主力的机会,对游击队的袭扰感到束手无策,人员伤亡逐渐增加。而美国人民普遍感到美国卷入越战的时间过长,导致支持越战和反战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撤军的呼声。这些令约翰逊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这位老人处在几面夹攻的困境中坚持着美国护卫自由的责任。5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向总统指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olmes)也在给总统的特别备忘录中分析说,美国撤出越南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但最终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能力。1967年10月21日,美国2万名愤怒的反战者在华盛顿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前示威,决心要关闭这个机构。另一方面,因为美军大幅度升级对北越的轰炸,北越终于表示愿意和谈。1967年7月21日范文同声明:“我们要求(美军)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和谈将不会存在障碍”。从8月始,美国政府与北越开始了接触。
    
    依照北越的战略,“人民军”扩充已达200万人,而且从1965年以来得到苏联援助的重型武器,实力大增,战争形势大致形成了均势,可以试探着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北越很清楚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以及由越战引起的美国社会的立场分化。依据反法战争的经验,北越认为在条件有利时,只要再创造一次奠边府式的军事胜利,配合以广泛的宣传攻势,有可能瓦解美国人继续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意志,达到迫使美军撤出南越的目标;也可以借此向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展现河内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河内策划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名为1968年“春节攻势”。而当胡志明和武元甲以及他们的盟友表示对“春节攻势”的反对之后,北越发生了一场社会清洗。因为尽管对南方的战争最初唤起了北越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但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泥潭,而黎笋、黎德寿对此的反应是:强化“全民皆兵”,对河内战争政策的任何抵制都会被扣上“叛国”罪名。
    
    此前,林彪多次陪同毛泽东与北越领导人会谈,他总是不发一语──他在国际“革命”方面,既不内行也不热心。只有一次他很罕见地说出他对越南战争的策略:“熬”。林彪告诉范文同、武元甲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会胜利。”“熬”原是小火久煮之意,喻以慢性消耗和时间去磨损美国人的耐力和信心。从日后事实来看,林彪的劝告有可能是取胜之道。但林彪不曾提防他的看法会引起周恩来的恼火,盖因“熬”不仅有利北越,也会使中方跳出苏联罩在中国头上的“竞争”圈套。如此一来,周氏在“援越”上的表演余地就会被压缩。但当时周恩来闷声不吭,没有计较。几年之后,周恩来才发泄了这口闷气。
    
    问题出在此前北越“人民军”从未与美军正面交手,没有实战经验。事实上美军的战力远远超出了河内的估计。“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猛。但是北越人主动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按照越南战争的不成文规则,战事总是在越南春节前后(1-2月间)休战,河内和西贡都宣称今年(1968)也不例外。但是1968年1月31日凌晨,即越南的春节第一天,在南越百姓互相庆贺新年的欢乐时候,40万北越军队和30万南方越共,发动了“春节攻势”,突然攻击南越各地的城市和军事基地。从当时的军事图上看,北越以8路正规“人民军”分别从北越、寮国和柬埔寨入侵南越。同时越共武装也在南越内地展开袭击。顺化(Hue)、岘港(Da Nang)、西贡、芽庄(Nha Trang)、堤岸(Cholon)等22个城市和地区遭到攻击。此前十天,已有5个营的越共突击队装扮成难民、农民、工人,渗透到西贡城里。他们的武器军火分别藏在花车、棺材、表面盖有蔬菜和大米的车辆里运到了城内。1968年1月31日凌晨700名越共突击队袭击了新山一(Tan Son Nhut)的美国空军基地。而潜入西贡的越共突击队分别袭击了西贡的总统府、电台、参谋总部等地。一个19人的越共突击队以平民打扮,乘一辆旧卡车来到驻西贡的美国使馆,把外墙炸开一个豁口冲进使馆。当他们试图用火箭筒炸毁使馆大门时,被担任警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所压制,双方激烈交火,19名越共突击队员全部勇敢战死。
    
    北越的“春节攻势”,使美军终于有了与北越“人民军”正面交战的机会,于是很快投入全面反攻。越南历史上的“三朝旧都”顺化市一直被北南双方承认为非军事区,南越并没有在顺化部署军队,因此北越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顺化。他们在这个人口仅为14万的城市里,杀害了3,000多名南越公务员、知识分子、教会人士和西方游客,包括妇女和儿童。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在2月初夺回顺化。陆战一师是美军的头等精锐,该部曾在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的瓜达卡那尔岛战场与日军血战,歼灭日军5万人;在1950年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中抗击中共主力军队(第九兵团)12个师的围攻,临危不惧,伤亡第九兵团6万人,展示了正宗的美军陆战队风格。此时,在被称为“越战最残酷的近距离交战”的顺化巷战中,美军阵亡142名士兵,击毙4,000余名“人民军”,北越军人的尸体铺满了顺化的街道。战斗中,美军士兵艾尔弗雷多•冈萨雷斯(Alfredo Gonzalez)身负重伤,仍然用机枪扫灭北越军队的火力点,直至血尽而亡。他本是墨西哥人,13岁时独自流浪到美国,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他长大后参加了美军陆战一师。在顺化之战中,冈萨雷斯作出个人所能作出的对美国的最高回报。顺化之役,北越不断增援兵力,以7个师对阵美军陆战一师,但最终败走。
    
    溪山(Khe Sanh)战役是北越“人民军”对美军的另一场严酷挑战。溪山驻有美军的一个炮兵团,座落于南越境内的西北角,临近寮国边境,靠近“胡志明小道”而远离后方。此地并非战略要塞,但是北越另有所图,认为全歼美军炮兵团可以造成奠边府战役式的震撼,必然影响全局。北越派遣曾参加过奠边府之役、有作战经验和顽强战斗力的精锐部队第325师和第304师约4万人,包围了溪山。另外有北越3个师排开阵势准备阻击美军增援部队。1968年1月21日北越军队猛烈炮轰溪山并发起地面进攻,炸毁了溪山的飞机跑道和主要的弹药库,并击毁数架美军飞机。防卫溪山的6,000名美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发射了大量炮弹。美军使用空中优势,出动直升机和运输机每隔十几分钟就飞来补充弹药。溪山之役历时77天,美军的地面抵抗和空中攻击,使北越“人民军”阵亡2万余人,伤数倍。北越一再增兵,始终无法攻克溪山。4月7日北越自动退兵。
    
    1968年北越的“春节攻势”显示了北越人的勇敢战斗意志,但没有实现河内的作战意图,而在事实上“把人民军变成了扑火的飞蛾”。河内预计的南越百姓呼应越共的起义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军重创了北越“人民军”,也沉重打击了南方越共游击队,形成了一个歼灭越共的最佳机会。但美军的伤亡也在成倍增加。南越方面则要拖住美军的保护,乘机要求美军增派20万部队,以彻底铲除越共游击队。但这时美国的“左派”势力在狂热支持北越。“春节攻势”的战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全程报道了战争场面的空前激烈残酷,也展示了南越防卫力量的脆弱无能,美国人对南越政府的信心开始被扭转。在整个越战中,美国没有输过任何战役(Battle),却最终输掉整个战争(War),这除了美军行动受限于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之外,输掉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军人过分顾忌平民伤亡和不忍于双方的生命损失。这种观念和心态经过西方“左派”的挑拨煽动,逐渐扩展成了“反战”运动──美国人的反战观念很不明确:他们认为并不是越共不欠揍,而是不该牺牲美军士兵的宝贵生命,去那遥远的地方管别国闲事。而西方“左派”的政治动机是无法用短视来解释的——“左派”制造的舆论对河内的支持力度居然超出了北越人的期望。本来,共产党发动战争将交战双方一个个年轻活泼的生命,推向死斗的险恶境地,不该受到赞扬。美军士兵是在繁荣舒适环境中和在人道价值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善良男女,他们为保护一个素不相识民族的自由,离开美国的太平乐园来到狰狞的杀戮战场,在越南丛林里做舍生忘死的战斗,坚守在难以忍受的雨季而不知战争何时结束。他们的人道情怀是一种深入他们内心的自然反应,当别人遇到危难时他们会自然产生援助愿望。在南越,他们见到了真正的凶残,这令他们万分惊愕。美军在战场上的艰苦卓绝的苦斗既是保护人类自由也是保护自身性命,却被西方“左派”们指控为心狠手辣的“屠杀”;越共的恐怖活动则被“左派”誉为“圣战”。一个著名“左派”、好莱坞影星“河内珍”(Hanoi Jane,亦称“无耻珍”shameless Jane),在访问北越“俘虏营”时,当面咒骂那些被俘受折磨的美军英雄是“战争罪犯”。
    
    事实上,美军最大的弱点是坚持生命至上的人道底线和道德自律,这种善良显得十分苍白,而被越共充分利用,常使美军蒙受暗算袭击,因为越共专门隐藏于平民之中。美军尽量避免平民的伤亡,这使越共并不害怕美军。越共最畏惧的是韩国派往南越的4万韩军。原因是韩军每对越共作战必勇悍肉搏,且不屑区分混杂在平民中的越共分子或者庇护者,一概就地杀毙而毫不迟疑,对于凡有越共挖洞藏身的整个村庄也必定摧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越共活动的实际成本,令越共胆寒。如此一来,越南平民转而视越共为祸源,往往是越共游击队进村,百姓就集体逃离村庄,把越共晾在空荡荡的村中。韩军取胜的诀窍很简单:手段坚决,做到与越共同样地敢于否定人命价值,越共就没有招数了。韩军在反击越共方面可以放手对应,反而没有受到西方“左派”或反战团体的抨击。
    
    在美国国内的财政紧张、兵源不足等情况下,美国的反战运动加速蔓延,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是一场没有价值的“肮脏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丧生在那遥远的热带森林里,还毫无意义地投入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群体集合在“反战”旗帜下,包括喜欢闹事的“左派”、害怕上战场而逃避兵役的年轻人、发泄精力的大学生、支持民权运动的团体、持有某些宗教理念的人、天真爱好和平的群体、政治短视者等等,他们在美国掀起了更大的反战浪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会的视野。在这种社会情绪下,约翰逊总统的增派军队、增加越战开支等计划都被美国国会否定,迫使约翰逊不得不“逐步降级”对北越的轰炸。越共游击队也得以在南越战场上继续生存。在美国国内的种种压力下,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宣布放弃参选下届总统。此时河内因为军事失败而表示愿意回到谈判桌。1968年5月10日美国代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北越代表黎德寿在巴黎开始了预备性会谈。
    
    早在1964年夏季,河内为了阻止美国向南越派兵,曾表示愿意与美国和谈,中国当时赞成北越采取和谈。但是到了1965年,中国突然强烈反对北越与美国谈判,一再坚持北越只能战斗不能和谈。中国立场的转变与越战升级无关,而与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大规模“援越”有着明确关系。1967年4月11日周恩来告诉范文同、武元甲,“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越接近胜利,我们与苏联的斗争就越激烈。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而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你们越接近胜利,苏联修正主义就越会设置障碍,背信弃义。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说的,提醒你们保持警惕。”黎笋也证明:“(1968年)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北越来和他们作战。’(中国)这样出尔反尔,向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极为困惑。”
    
    前已述及,美军由于受限制不能攻入柬埔寨以获得决定性的战果,无法铲除南方越共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也无法切断越共的物资供应和兵员补充,致使越共游击队在每一次损失后都能够卷土重来,美军的消耗也越来越大。但美军对北越的轰炸和对南方越共的打击也使河内遭受严重损失。而南越方面在努力拖延(暗中阻挠)美国与北越的和谈。于是,越战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1968年,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加剧了在河内争夺影响力。苏联支持北越以和谈方式促使美国撤军,美国也认为苏联可以作为斡旋者而发挥重要作用。在苏联的调停下,北越于1968年4月3日开始与美国谈判。中国对越美和谈戒心倍增,对北越与苏联日趋密切的关系和越苏走到一起的前景极为不安,遂一面竭力阻挠越美和谈,一面给北越增加援助想拢住河内。但中国还是不能与苏联抗衡:苏联援助至1968年时已超过了中国既往多年援助的总和。中国对苏联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只好一再对北越施加压力,不让北越与美国和谈,并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但苏联开辟了经印度、缅甸、寮国的运输线,绕道援助北越。这些做法让河内认为中国正在背弃北越,也让中国在苏联的“苏中越三角”圈套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1968年4月13日周恩来指责范文同:“你们4月3日的(和谈)声明不仅让全世界人民感到吃惊,甚至连敌人都大吃一惊。对世界人民来说,这是你们的妥协,帮助美国解决困难。连戴高乐都承认这点。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料到,就是马丁•路德金在4月4日被刺杀,就在你们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两天发表,这个刺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但河内并不买账。范文同也是精通此技,他冷静反击道:“你们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正在与美国战斗。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范文同还告诉周恩来:“苏联同志们怀着巨大热情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阮文通(Nguyen Van Thong)同志还向葛罗米柯(Andrey Gromyko,苏联外长)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同志全力以赴地援助我们,他们表示支持我们获得最完整的胜利。”——每次范文同想让中国吃醋,中国总是坚决上当。1968年6月中国当局组织了群众反越示威,在广州、昆明和南宁的北越领事馆,抗议河内在苏联调停下准备和谈,北越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10月31日美国政府暂停对北越的轰炸,促成了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北越、越共南方阵线、南越政府和美国的“四方谈判”。中国对和谈的种种阻挠失败了。11月5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体面结束越战为诺言,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1月17日毛泽东率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起会见范文同,毛说道:“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和谈)上美国人的当。我告诉他们不会(上当)。”
    
    越共领导人怀有更大的期望。北越的目标是不惜代价地打赢战争,这就需要出奇制胜,派兵绕道从柬埔寨领土向南越腹地发动游击战。按照北越的三个战略阶段,当前时期是用游击战来消耗南越,向均势期过渡;日后则把游击战改进为战役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有着可靠的战力支援系统,而支援系统须依赖于一条大“运输线”的建立。北越买通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西哈努克精细的“中立”平衡开始弯曲。北越价格是每年500万美元“租用”柬埔寨东部地区用于战争。西哈努克瞒着国会和政府,私自签署了为期15年的“租用协定”,派遣他的大舅子每年去河内秘密领取这笔钱,再回金边转交存在西哈努克个人账户。西哈努克偷偷出卖国土的行为是日后(1971年)导致柬埔寨国会以全票废黜他的主要原因。
    
    这条“运输线”就是“胡志明小道”,起点是北越穆嘉关,向南穿越寮国东南部的狭长地带,进入柬埔寨东部地区,全长一千多公里。“胡志明小道”在寮国和柬埔寨境内的路段,原本是丛林中长年形成的多条的山间路径,其走向概略与南越边界平行10-20公里,在南越国境线以西发出很多丛林分支进入南越境内。它在柬埔寨路段约300公里,依次穿过柬埔寨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Ratanakiri)、蒙多基里省(Mondulkiri)、东部的磅占省和柴桢省,止于柬埔寨东南部的楔进南越的“鹦鹉喙”(Parrot’s Beak)地区,此处距南越腹地西贡仅百多公里。北越人员与武器装备沿着“胡志明小道”从北越进入寮国,绕过十七度线的北南对峙军事防区后,即可在任何中途进入南越境内。最初,沿“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部队,徒步翻过重重山林,凭臆测在不定的地点转向东方,分散为许多游击组潜入南越,其行程缓慢而且成功率低下,大多数游击组都是有去无回被歼灭。1961年北越决定大力开发“胡志明小道”,北越部队首先扩建了丛林路径,在沿途建起许多转运站,站距恰为一天的徒步行程,每站都配备向导。其后又在各转运站附近建立小型的营地、医疗站和补给站,形成基地。通常一名向导,带领约五十名北越人员,走到下一个转运站,向导再返回原地点待命,而下一站的向导也照此运转。这个方式使向导对其引导的固定路段极为熟悉。
    
    “胡志明小道”在丛林中曲折迂回,不见阳光,极易隐蔽,但后来终被美军侦察到。初,美国人弄不懂北越人在寮国和柬埔寨的森林里,修筑那种多条并行的土路有何意义。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分析,美国人得出结论:那土路的唯一用处是绕道向南越腹地发动侵略进攻。“胡志明小道”在越南战争中的重大作用,正如当时的寮国政府首相富马所言:“胡志明小道正是越共游击队的生命线,越共若丧失这条小道,不但无法再对南越进行侵略战争,而且越共部署在南越和柬埔寨的武装力量也将面临被击灭的危险。”
    
    在游击战扩大后,越共指挥部和大量基地都设在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附近,越共依赖那些基地对南越发动入侵袭击。从战争角度看,是美国充分尊重了柬埔寨的中立,才使“胡志明小道”能够建立并成为越共最主要的庇护所和整补区。“胡志明小道”是北越的一个伟大而卑鄙的创举,也是战争道德上的不对等战法。
    
    实际上“南方越共”本土游击队在1957年几乎都被南越政府剿灭了。1960年12月河内派遣越共政治局委员阮友寿(Nguyen Huu Tho)、北越“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阮文通(Nguyen Van Thong)和黎德英(Le Duc Anh)等人在柬埔寨东部丛林里设立游击战总指挥部。源源不断而来的北越士兵冒充“南方人民”,发动了“越南战争”(简称“越战”)。1961年2月越共打出“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南方阵线”)的招牌,但世人还是习惯地称之为“南方越共”(Vietcong)。现在,“南方越共”有兵30万,分布于柬埔寨境内的各基地。阮友寿是“南方阵线”主席,黎德英是“南方阵线”总参谋长,阮文灵继续担任“越共南方局”首领。实际上,阮友寿只是“南方阵线”的表面人物,而“南方阵线”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分别掌握在阮文灵和黎德英的手里,这两人都是黎笋团队中的坚定人物。在整个越战期间,北越轮番投入了170万军人“游击队”入侵南越。南越以50万政府军与之对抗。双方在狭小的南越领土上厮杀,形成一个巨大的战争旋涡。
    
    1964年8月2日发生了“东京湾事件”。从北越角度来说,为避免美军介入战争,并不愿挑起这种事件。8月13日黎笋、范文同去北京,黎笋告知毛泽东,8月2日的“东京湾事件”是由越方指挥员现场决定的结果,而不是河内的预谋。“东京湾事件”引发美国国内的愤怒,制止北越侵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慎重讨论了介入越南战争的必要性,最终认为:北越的行为构成了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部分,如果南越失守,东南亚诸国将会象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为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侵略,美国出兵南越的正当性已经形成,美国的国会和民众也一致支持美国进行干预。1965年2月越共偷袭了南越波莱古(Pleiku)的美军基地,约翰逊总统终于批准了美军出兵。1965年3月8日第一批美国战斗部队登陆南越,到年底陆续有10万美军来到南越。越战由此从区域战争转化为世界两大阵营的又一次热战,美国直接面对庞大的共产阵营。美国的亚洲盟友韩国、澳洲、泰国和新西兰也少量出兵参战。
    
    美国介入越战,尽管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但军事进展却蹒跚不前。这是因为从肯尼迪到约翰逊都没有谋求在越战中取得军事胜利,而采取了“有限战争”的政策:华盛顿不允许美军以优势战力赢得战争。美国政府知道北越是“越南战争”发源地,但企图在不扩大战争规模的原则下,迫使北越停止侵略南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1994)诠释美国的越战政策是:“如果河内和北京肯于放过南越,我们就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所以,在多年的越战中,美军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进攻北越,海空军没有封锁北越海防,空军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生怕炸死市民)。北越对这种威胁不大的“逼和”当然不会恐惧。而华盛顿一方面向南越增兵;一方面又执迷摇摆,阻止战争的扩大,禁止美军将地面战事扩展到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区域,甚至对越共的渗透路线和基地的轰炸目标也予以慎重选择。美军的行动原则是:沿南越漫长的边境线,协助南越政府堵住越共游击队的渗透。
    
    这是一个目标与手段相矛盾的战争政策,它使美军在南越作战时受到困难。一份研究报告说困难在于:
    
    其一,美军找不到敌人。北越军人顺“胡志明小道”南下,进入南越境内就变成老百姓式的“越共游击队”,消失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海中而无法分辨。越共分散在暗处利用百姓做掩蔽。而美军不忍伤及百姓,强大的兵力与火力均不能发挥,找不到打击越共主力部队的机会。
    
    其二,美军不能有效封锁南越边界。由于美军行动受限而不能越界围剿越共,只好沿边境线部署兵力,试图堵住越共的渗透。南越边境线漫长,地形复杂,堵塞行动全无效果。但越共随时可以由柬埔寨出击并逃回柬埔寨得到庇护,美军只能停止在边境,无法追击越共。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以战迫和”,而具体政策却是禁止扩大战争规模。若要迫使北越停止侵略则必须扩大战争规模,如此则违背政策;若不扩大战争规模,又无法达到迫和的目标。由于柬埔寨在事实上已经主动卷入战争,此时越战的关键定位于柬埔寨。美国政府和军方多次讨论越共使用柬埔寨领土进攻南越的问题,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彻底击败北越。美国知道西哈努克只是个被利用的小角色,无论中共还是苏俄都不会为西哈努克出兵,但是出于对柬埔寨的尊重,美国容忍了西哈努克,没有进军柬埔寨,甚至没有打算在柬埔寨东部制造一个缓冲区以隔离越共对南越的渗透。这就注定了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挫折,也注定了柬埔寨人民和南越人民在未来会遭受一场奇灾大祸。
    
    北越。黎笋与黎德寿一起把北越建成了一个稳固的共产党军国。尽管胡志明拥有建国威信与广泛的人际关系,使他在越共中央的政治层面上的领袖地位屹立不倒,但是胡志明在河内的角色日益被减弱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政策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河内推进战争的主要人物是黎笋、黎德寿、范文同等人。在1963-1964年,当年迈的胡志明反对将越战升级,并提出在美国军队介入之前追求胜利时,他受到了黎笋的反对和要挟,转而沉默以对。
    
    在河内,升级战争的决定饱受争议。武元甲撰文认为“(统一南越的)这场战争是漫长的﹐需要许多年的军事斗争才可能获取胜利。”阮志清大将也认为“没有大规模正规部队的参与,人民战争不会取得胜利。”但黎笋专注不惑。自1965年直到越战结束的1975年,北越派遣了百万“人民军”绕经寮国、柬埔寨进入南越领土内进行游击战争。
    
    北越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资料证明,在越战的各个阶段,北京、莫斯科与河内三者之间各自对某一方表示过不满或者愤慨,以及互相怀疑。北越与中国、苏联两个大国合作,成功达到了自己的战争目标,却顽强地拒绝成为中苏的卫星国。因此,黎笋作为北越的最高领袖,在国内和国外,也处处隐藏有他的仇敌。其隐性仇敌之一便是中国的邓小平。
    
    依照黎笋设计的战争三步骤来看,1964-1965年越战似乎进入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的均势阶段。北越大量扩军已达200万人,而人口是北越三倍的南越仅有50万兵力。北越在正面沿着北纬十七度线国界、在侧面沿着寮国柬埔寨边境线,对南越形成了军事包围。另一方面,渗入南越内地的越共逐渐形成积极的进攻态势,并总结出有关丛林作战、特工作战和后勤补给等方面的经验。越共为胁迫百姓,“杀鸡吓猴”,使用匪类手段绑架杀害了二千余名南越的村长和数万村民。越共总是化装成百姓进行恐怖袭击后就逃走,但美军并不报复那些包庇越共的百姓,致使美军对越共游击战束手无策,南越政府也是防不胜防,艰难应战,交战双方没有固定的阵线、也没有前方与后方的区别。曾于1966年在南越驻扎过的韩国中尉崔悟锡说:“一些越南‘老百姓’白天的时候都挺友好,但到了晚上,他们就变成越共,袭击我们。每个村庄都有秘密坑道,我们经常遭到隐蔽在坑道里的人的袭击或者偷偷朝我们丢手榴弹。我们亲眼看到战友就那样倒下死去,我们那时候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1963-1965年南越政局动荡,北越认为发动全面进攻,南越政权就会垮台,但由於美国的及时介入破灭了北越的梦想。河内知道吞并南越的关键在于能否迫使美军撤出越战。
    
    若要迫使美军撤兵则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弱点。从战争角度来看,美国民性特点即是美国的两条弱点,第一是最在乎本国公民的伤亡;第二是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美国人很难理解共产党对人命的极度轻贱,反过来共产党却能利用美国人的不理解。因此,北越的策略既简单又狡猾:其一是以人海战和消耗战拖长战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唤起美国人对美军伤亡的痛惜而反对参战。其二是国际统战:本来是共产党到处发动以平民为牺牲品的侵略战争,它却以“反战”的招牌来捣乱西方。范文同对周恩来解释:“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抗美斗争的总战略。我们的战略分为两个方面,着眼于一步一步打败美国。我们派部队到(越南)南方,表现了我们与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的决心象钢铁一样不可动摇;其次,我们将发动更大攻势,运用外交策略,把美国逼到墙角,发动世界舆论来反对美国(参战)。”于是,越共装出受害者的可怜形象,充分利用影象资料和利用西方传媒,指责美军在战争中伤及越南妇女儿童的行为,挑唆“反战”运动。西方“左派”也在攻击美国政策,例如1966年美国“左派”竭力渲染一些表现美国伤兵在越南丛林中苦斗后惨状的战地摄影,从心理上呼唤美国人民对自己子弟兵的巨大痛惜,并恐吓许多本来就害怕上战场的年轻人。
    
    北越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由武元甲和总参谋长文进勇(Van Tien Dung)策划。在美军不能扩大战场的禁令下,越共可以依赖“胡志明小道”而尽情扩大攻势。1965年北越为增加渗透量,拓宽“胡志明小道”为大卡车双向通行道。北越没有多余的人力施工,于是中共派遣5万名中国工程兵,换装进入北越和寮国东南部的寮共控制区,为北越拓宽“胡志明小道”的寮国段。北越不允中国工程兵进入柬埔寨东部,而是派出自己部队去拓宽“胡志明小道”的柬埔寨段,并把“胡志明小道”终端设置在柬埔寨柴桢省的“鹦鹉喙”地区,越共的指挥部和物资基地也大都设在那里。从1965-1973年,在取得了寮国政府的公开支持和金边政府的秘密允许下,美军对“胡志明小道”的寮国段和柬埔寨段进行了选择性的空中轰炸。后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证实,1972年毛泽东在北京向尼克松请求道:“我们只在寮国修路(‘胡志明小道’),请(美军)不要轰炸那里,因为我们不是北越人。”
    
    “胡志明小道”拓宽工程完毕后,北越派出一支5,000人的特别部队来控制调节“胡志明小道”的运输。“胡志明小道”全线通行卡车,沿途的兵站、武器库、医疗所的数量与设备也大为改善,兵员和军火日夜不停地被输送到越共在南越的战斗区域。中国和苏联的援助物资也通过这条运输线给越共输送。据北越在越战后的公布,“胡志明小道”拓宽后,仅1966-1971年的五年期间的运输量是:兵员63万人,粮食10万吨,枪支10万支,弹药5万吨。南越不过是一个17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却至少有63万北越武装人员侵入南越搞袭击,世人可以体会这是个怎样恐怖的概念。除了“胡志明小道”,在柬埔寨境内还有另一条为越共运输枪支弹药的“西哈努克小路”,而粮食则由金边政府在柬埔寨就地征集而卖给越共。金边的一份报告指出:柬埔寨湄公河畔几个省出产的大米,大部分被西哈努克卖给了越共,由河内和北京共同付钱。
    
    “西哈努克小路”是西哈努克与共产党做的又一个秘密交易。他让共产党国家(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使用磅逊港(这时被改名为“西哈努克港”)和柬埔寨东部的公路网,作为向越共输送军火武器的补给线。柬埔寨政府收取买路费2,000万美元/每年,买路费由中共和苏联共同支付。中共承认“中国花了大量的宝贵外汇,开辟了一条经磅逊港到‘鹦鹉喙’地区的运输线”。截至1970年朗诺政府切断这条补给线为止,“西哈努克小路”在5年多期间的军火运送量是60万吨,并不比“胡志明小道”少。至此,柬埔寨的中立地位,被西哈努克彻底毁坏,他把战祸引入柬埔寨。
    
    在河内,黎笋团队精确评估了美国苏联中国在越战中的各自利益、目的和政策,并自信能够在美苏中三个大国角斗中“渔翁得利”。胡志明也在党内把法国殖民当局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告诫全党要对中国援助保持清醒。日后,黎笋回顾道:“当年到了要与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敢不敢于和美国人打仗。我们都赞成作战。我们必须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家伙,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仗。”
    
    来源: 华夏文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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