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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琮:老右派李慎之放在今天 能被习近平所容纳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21日 转载)
    
    姚琮:老右派李慎之放在今天 能被习近平所容纳吗

(李慎之与右首的王飞2001年在春节期间会面。图片来源:Qixing Wang)
    
    李慎之,资深新闻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他以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论出名。最出名的是他的言论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具体过程是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得到的有关消息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时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看法。因为他们负责编写“参考资料”,两人大谈苏东问题,李慎之更进一步提出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共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
    
    他的这番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满为国为民担忧的肺腑之言,后果是什么?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3页),其中有这么一段:“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这里讲的就是李慎之,接着,他就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劳改教养。
    
    李慎之的这些主张,放在今天,能被习近平所接受容纳吗?
    
    李慎之1923年生在江苏无锡,2003年在北京逝世,他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为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参加了当时为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由和民主是他一生所追逐的目标,共产党掌权后,他没有变,仍然追逐这个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参加的这个党变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产党的目标,而是打压的目标,再也不能容忍他的为自由和民主所发表的言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帽子扣在他头上,折磨了他的一生。他被迫写的检讨书、认罪书,在他逝世后被他的儿子李三达编辑成了一本书,分上下两册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9,向党向人民请罪》。这本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压情況下,不得不违心的洗脑文化的结晶。
    
    我这里摘用一段李慎之1965年11月12日在“关于服罪问题的检讨”一文。他所担忧的事情,他的远见卓识,是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根据,不幸的是,他当时所担忧的事情,现在件件都变成了现实。“我污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社会会退化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他的这套所谓的右派言论,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况对比,能被习近平所容忍吗?
    
    李慎之1973年从劳改场所调回北京,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复党籍。1980年调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任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0年又因本性难移,在“六四”问题上发表了支持学生的发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在郁闷中度过残年。
    
    我和李慎之认识是在1980年,是他被恢复党籍、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第二年。当时他在筹组美国所的人员班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驻苏联临时代办的戈宝权是社科院苏东所的研究员,也是我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当时简称“和大”)共同接待外宾时认识的老朋友,向他推荐了我。
    
    我原来1948年从北京美国学校毕业。1952年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同年北京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我被调到“和大”,接着,经过一段抗美援朝的生死考验后,复员专业又回到“和大”,是资中筠的同事,文革时我在和大被关、被斗、被打。耳鼓被打穿,顺着耳朵流血。文革后虽然平反,恢复工作,但似乎仍然有什么事未了,我要求调工作,(当时和大已改名“对外友协”)人事部门总是对我说,外友协需要你带一带欣翻译,而不愿放任。我心情不舒畅,忧郁得了膀胱癌,手术后在家疗养。这时戈宝权通知我,他已向李慎之推荐了我,他那里希望我去。这是1980年的事。
    
    我听后,非常高兴,心里有了底气,赶紧找到人事部门,提出:我现在虽然心情平静,没有什么,但是文革中打我的人还在我们单位,说不定哪一天我看见他,越看越有气,勾起他打我时的情景——文革时我是阶下囚,双手被拉在后面,“坐飞机”不能还手,现在我是革命群众,看见他,气打不从一处来,怒火上来,也许会冲上前去打他一顿。人事部门赶紧说,别,别,你千万不能动手,你调工作好商量。这时恰好社科院美国所来要人,我就这样顺利地调到了美国所。
    
    李慎之是所长,我和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非常投机。由于我一直是做英文口语翻译工作的,所以到美国所来访的美国客人,一般都是我接待,这样,美国的和我们美国所相类似的智库单位的访客,一般都和我打过交道,譬如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等,还有许多美国的著名学者,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们了解到,虽然我一直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这些单位和人士,不断来信邀请我访美。我把邀请函交给李慎之,但李慎之一直没有动静,我去问,他总是说,美国所需要你,不能走。我心里很清楚他为什么不放我走,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从小读的外国学校(法国、英国、美国学校都读过),有国外社会关系(姐夫是台湾孙立人的机要秘书,姐姐在美国大金融机构高盛集团任职),还有天主教的宗教背景。我曾经傻傻地,早在抗美援朝当兵的时候,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不批准,对我不放心,还在我的档案里写了一条,“只准国内使用,不准出国”。这些我都清楚,共产党只是要我做驯服的工具,而且是要在控制下使用,李慎之要批准我出国是要担风险的。
    
    有一次,1983年,我又收到邀请信,我把信交给他时对他说,“这个地球上没有了谁,地球也照样转,我知道我档案里的那句话,‘只准国内使用,不准出国’,你如果批准我出国,万一我不回来了,你一定受牵连,但是我是讲哥们儿义气的,你如放我走,我冲着你,我绝对不会不回来,不能害你为我吃掛落。”我说完这段话后,他沉默了下来,半天后抬起头来说:“我非常欣赏你的坦率,我就是怕你不回来,因为我知道你档案里的这句话,我要是批准你出国,我是会受牵累的,但是我知道你在国外有亲属,你为什么不办探视手续出国呢?现在探亲出国的很多,你探亲出去,将来不回来,与我无关。”我对他说,“我不是不考虑办探亲手续,我考虑过探亲,但是探亲是要自费的,我没有经费。美国的邀请,是美国出资的。他接着就建议说,“你可以办探亲手续出国,但你还是可以接受他们的邀请,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我大喜过望感谢他的指点,在他的这番启发下,我接受了美国鲁斯基金会提供的机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办的基金会),1983年底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去后,留了下来,任经济学教授,讲授我写的一本书,“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策略”。
    
    自从我留在美国后,一直没有和李慎之联系,因为到底是他的帮助,我才能出国的,我不回去了,总是觉得会对他有所不利,共产党很善于抓小辫子,我不愿给他添麻烦。但我一直很关心他的现状。他也很关心我。我的美国所同事、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来美国访问,李慎之还专门嘱咐他来我家看我。我离开美国所之后,李慎之又从对外友协挖去了我“和大”的老同事资中筠,把她调去任美国所的所长。
    
    我在美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变,李慎之使这个转变成为可能。他是我的贵人,我怀着感恩的心情追悼他。(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姚琮)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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